环境压力大 钢厂“出城”任重道远
稿件来源:本报讯
今年 “两会”期间,武钢总经理邓崎琳披露武钢10万钢铁职工中只有1万从事主业,其中厂办大集体是主要包袱之一。武钢当然不是个例,国有钢企大量存在着类似的厂办大集体。毋庸讳言,这些企业大多冗员多、产权不清、机制不活,尤以管理不善、效率不高、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突出,一些企业更是出现了停产、下岗等现象。 城市型钢厂改革任重道远 其实,厂办大集体改革这个敏感问题,很快被政府列入了议事日程。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财政部、国资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起草的 《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提出,要用3~5年时间,使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分离,成为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改革的主要方式是重组改制和破产关闭。据国资委人士透露,仅厂办大集体人员安置费用就需要1000亿元左右。 厂办大集体改革固然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城市型钢厂还得面临另外一道坎。据国家发改委官员透露, “十二五”期间钢铁产业要重新布局。首要目标是全国39家城市型钢厂,按照沿海沿边的原则,五年时间内搬离城市。重庆钢铁公司、青岛钢铁集团、杭州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公司、合肥钢铁公司等五家钢厂被 “荣幸”地纳入首批搬迁计划。数据显示,这39家城市钢厂2009年产能为2.28亿吨,占全部总量的39.5%。搬迁和大集体改革接踵而至,城市型钢厂的 “十二五”征程可谓任重而道远。 产业调整面临现实考验 理想状态下,城市钢厂搬迁应该是一种多赢模式。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城市钢厂搬迁后原厂区可以用于房地产开发,新建厂区又能带来大量GDP,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市民而言,城市环境得到了改善,蓝天碧水的梦想不再遥远。对于企业而言,土地转让收入可以用于搬迁和技改,企业的工艺设备和技术水平将上一个台阶,剥离厂办大集体,又达到了减员增效的目的。对于职工而言,生产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工资福利也会增加。 理想的状态看上去都很美,但现实中面临着产能扩张、产业链配套等系列问题。 毋庸讳言的是,与钢厂搬迁相伴的,往往伴随着新一轮产能扩张。同时,厂办大集体可能效率不高,但钢厂是典型的大而全企业,产业链的协作配套是须臾不能出错的。笔者坚信,大集体的退出会给予民企更多的机会,但产业链的协作配套有一个磨合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毕竟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够健全,一些很先进的生产理念方式到中国就水土不服。据了解,不少企业尝够了外包的辣汤辣水,不得已重走回头路。这次日本大地震,很多海外日企也受到了核心元器件不足的制约,业界也在反思零库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 而且,搬迁并不能解决也解决不了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转变发展方式、通过科技手段来节能降耗减排才是根本之道,毕竟目前我国像首钢、宝钢、武钢等实现了清洁生产的钢企还比较少。很多城市型钢厂的搬迁不仅有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也不能排除环保方面的压力。如果仅仅是为了转移污染源,那这种 “搬迁”说得极端一点就是为了回避矛盾,与国家发改委的调结构促升级目标相差甚远。 资源浪费问题有待解决 对于已经实现清洁生产的钢厂,是否有必要搬迁,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呢? 只要企业排放达标,且已经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强制性搬迁就缺乏足够的理由。钢厂是典型的重工业企业,管桩等深埋在地下的设备和基础设施甚多,高炉更是无法移动,搬迁后这些设备将全部报废,搬迁成本非常高。厂办大集体改革也存在一个资产流失问题。虽然大集体企业名义上属于全体职工所有,实则也是国有资产。 从多年的国企改革实例看,国有资产流失在改革过程中也时有发生,有时甚至较为严重,自始至终是一个敏感话题。如何既让大集体职工分享企业改革成果,又最大程度地避免资产流失,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 中小钢厂搬迁之路更艰难 其实,优胜劣汰是市场规则,是否真需要用行政手段倒逼这些城市型钢厂搬迁呢?从目前搬迁的首钢、鞍钢等大钢厂来看,盈利似乎还是一种奢望。对于那些本身盈利水平就一般甚至亏损的中小钢厂来说,搬迁之路将更为艰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搬迁之前的中小钢厂在螺纹钢等线材的生产成本上较大钢厂低,中小钢厂可以错位竞争。但企业搬迁之后,按照国家的钢铁产业政策,生产几乎可以肯定是以板材为主,中小钢厂不具备任何成本方面的优势,盈利前景不容乐观。 这些年来,企业没搬迁时红红火火,搬迁后一蹶不振的例子也有。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时机不对、产品不对路、成本过高等,不能完全归咎于搬迁。既然企业的自主决策尚且孕育如此之大的风险,行政强制性搬迁就更难保证搬迁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有限的、服务性的政府,市场调控要尽量使用市场手段,政府不应越俎代庖,而是要多做那些应该管的服务性事务。 地方投资冲动值得警惕 另外,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热情,在一些钢企搬迁的案例、计划中还是令笔者惊愕不已。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并不均衡,三驾马车中投资所占比例较大。一些地方一提到经济增长,就下意识地以投资拉动,并把钢企搬迁当一次重大的区域投资机会。 既然钢铁行业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为什么地方政府和企业还如此热衷于投资呢?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企业家的投资上限应该是社会储蓄总额。若人为压低利率,融资成本远低于真实成本,则企业家的投资便会超过社会储蓄总额。储蓄和信贷之间出现的缺口,就必须靠政府增加货币供应来弥补。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从目前来看人们也不必太为城市钢厂搬迁揪心,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为这些企业承诺了众多优惠政策,而各大银行更是不遗余力取悦这些大客户。但他们也担心,就怕潮水退去后,那些无辜的人要为少数人的裸泳支付昂贵的账单。(殷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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