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出口导向型、外资主导型、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路线已经不可持续，亟须转型升级。
   发改委体改所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高梁在接受中国工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内供升级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内容，而产业升级要以自主创新为基础。
   “过分依赖出口与投资不仅忽视了培植内生的产业技术能力，导致我国始终未能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上摆脱被动跟进状态，并且深刻影响着国内分配格局，制约了消费升级。”高梁说，而以自主创新为关键环节推进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意义，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主题。
   高梁建议，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职能、统一产业政策的真正落地，以及骨干企业联系机制等均是促进工业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

   内供升级迫在眉睫

   在高梁看来，过分依赖出口与投资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上世纪80年代制定并延续至今的促进出口与沿海 “国际大循环”政策的初衷是为解决外汇短缺问题。然而，多年的贸易顺差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带来了新的结构失衡，而高投资率在迅速改善国内基础设施、提高产能的同时，也隐藏着市场与企业融资风险。
   高梁表示，我国工业产值的30%直接服务于出口，以轻工纺织、电子、机电为代表的工业行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我国出口总值的60%由外资企业完成，加工贸易占出口额的一半以上。相应地，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70%，出口依存度2006年已经达到37.1%，相当于德国、韩国等中等规模的外向型工业化国家，这在1亿人口以上的大国中绝无仅有。
   值得一提的是，出口型工业的膨胀也是导致区域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据统计，我国全部出口额的89%，由占经济总量55%的东部地区完成，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高达96.5%，而中、西部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2%左右。
   在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近十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50%以上，投资总额中基础建设占60%以上，而房地产又占基础建设投资的28%～30%。去年前三季度，投资和消费对 GDP的贡献率分别为 53.4%和47.9%，两者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和4.5个百分点，投资依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
   在高梁看来，时至今日，我国长期奉行的出口导向型、外资主导型、国际大循环的战略路线已经不可持续，亟待转型升级。 “这种增长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整合本国优势企业、培植内生技术能力并引导结构升级的长期发展任务。”
   谈及内供升级的主要途径，高梁认为，我国消费升级还有很大的空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西方国家三产比重的不断扩大也说明了这一趋势。 “在涵盖交通运输、金融服务及房地产、贸易流通、餐饮服务、科教文卫等内容的第三产业中，科教文卫和商贸金融是必须提升的两大板块。”高梁说，其中，科教文卫是自主创新的重要领域，而商贸金融主要包括国际商贸、国内物流和国际金融等，是全球化视野的重要体现。

   以自主创新促产业升级

   高梁认为，随着国际经贸格局与国内劳动力供求形势变动，以自主创新为关键环节推进产业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意义。更何况，最近一轮金融危机以来，从全球范围看，争夺科技创新制高点的国际竞争愈益激烈，更加凸显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高调制定了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相关政策。对于正处工业化加速阶段的中国而言，更需要将提升技术水平、加快产业升级与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不可否认，中国工业已具有世界制造基地的规模与性质，但仍处于后进追赶阶段，大而不强是主要特征。我国作为工业大国与科技弱国、品牌小国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表现在：国内高端工业品市场被压缩，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困难，企业普遍重引进轻消化、重生产轻研发，陷入了 “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而无法自拔。
   据 “十五”期间统计，我国企业用于购买技术与消化技术的费用之比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和日韩的1%（近几年有所改善）；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徒有虚名，其产值的60%、出口的近90%由外资企业完成。同时，我国的发明专利授权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30。以2009年为例，我国共申请国际专利8000项，而美国申请了5万项，是我国的六倍。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引进与外资“技术溢出”的过分依赖，不仅压抑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影响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和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
   毋庸置疑，引进技术是一个捷径，但这不是可以长久持续的战略取向。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我国工业发展必须建立在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技术基础之上，更何况，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更为严峻的是，外资的扩张已经威胁到我国部分重点行业的主导权。例如，家用汽车产能的80%以上是合资企业，基本被外方控制；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装备制造骨干企业，一度以 “改革”的名义向跨国公司出售控股权，危及国家对核心产业的控制力与经济安全。
   在高梁看来，30年前中国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依托低工资优势进入“国际大循环”是正确的战略选择；但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劳动市场的供需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资不断上涨，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几十年的加工出口依赖型发展道路已然接近极限。   “超越目前的困境，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是新阶段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意义所在。”高梁坦言，如果继续沿用 “招商引资、出口加工”的惯性思维，将产业升级的希望寄托于外资企业，其结果只能是继续停留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
   他建议，我国工业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调整战略思维，力争从国际分工的产业——价值链 “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以设计与知识产权、国际营销与服务为主的两端伸展。 “这只能靠中国组织自己的高素质人才，参与国际产业链的高层次竞争，进而获取更多的附加值。”
   高梁特别指出，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工业体系是中国60年工业建设的最宝贵财富，是后进追赶型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独立性的支柱，也是未来自主型产业升级必须依托的基础，我们要爱护和培育它，使它不断完善和提高。

   政策落地尤为关键

   高梁表示，在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种角色缺一不可。
   从政府层面来说，为减缓国外成熟产品进口对本国的冲击，几乎所有后进国家都将政府采购作为支持本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手段，但是我国的政府采购政策却受到外界的极大干扰，目前很难承担起其应有的政策功能。 “为提高国内企业购买国货的动力，首先需要政府高层在战略上形成统一的认知。”高梁说。
   高梁同时认为，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各个重要产业的技术进步、产业化政策等都要具有明确的规划和管理部门，换言之，统一的产业政策要把技术进步和产业化政策变成实实在在的条文，真正贯彻落实下去。
   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关键在于企业，要使企业成为技术投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因为企业最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技术进步的趋势，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并把基础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
   高梁建议，骨干企业的联系机制十分重要。 “要及时跟踪各行业重点企业的发展动向，关心他们并保持其稳定性，尤其是地方政府要与当地骨干企业保持良好的沟通，必要时也可进行一定的干预。”
   此外，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作为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相关政府部门应与行业协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本报记者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