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勇若怯

导语：
   勇若怯，大智如愚；藏锋敛锷，以成大器。做人家不能做之事，成人家不可能之业绩，最需要的是过人的勇气。但真正勇敢的人往往更加沉着冷静，这是厦工早期给人的印象。

   勇之篇第一节 1951年的起航

   从海后路13号到厦禾路668号
   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关厦工最为悠久的历史档案——手书版 《厦工文档》的第一页，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厦门机器修造厂创设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是由市财委会领导下的市营企业之一，地址海后路13号，负责人陈德风，员工17人。”
   最初的记录总是如此简单，而它之于后来的历史又是这般厚重。厦门机器修造厂便是厦门工程机械厂的前身，所以1951年12月也成为厦工最早起航的日子。海后路13号、陈德风以及当时的17名员工都已成为所有厦工久远记忆触发的节点。
   两年后，即1953年5月，厦门机器修造厂奉市财委指示合并于厦门轮船公司，以修理船只机器为主要任务。此时，包括陈德风在内，全厂职工增长到26人。工厂拥有金属切削机床6台，固定资产18000元。
   是年11月，已身为厦门轮船公司机修车间的原厦门机器修造厂脱离轮船公司，成立地方国营厦门机器厂。 “修造”两字的去除，摘掉的是对企业做什么的限制，为从 “修”到 “造”开拓了想像的空间。厦门机器厂由原来主要从事修配，开始转向机械制造。之后的两年中，打谷机、启闭机、切面机及部分零配件在海后路13号相继诞生。
   1955年7月1日，厦门机器厂与当时较为著名的重吉机器厂、福记铸造厂、四联铁工厂等私人企业合并，改名为公私合营厦门机器厂。至此，这个企业的发展历史轨迹上迎来了第一次跨越。
   在公私合营后的两三年间，企业固定资产增至27.47万元，职工总数达到了287人，服务范围扩大至地方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工业总产值211.5万元，利税总额26.55万元。
   重要的是，这段时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后来的壮大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不只是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一批领导骨干和生产技术管理力量的准备和积累或许是个关键。这支队伍中包括至1984年底前长期任主管生产、技术副厂长的刘永通，以及曾被评为全国机械行业和省市劳动模范的原装配车间职工唐加容等。
   1958年，在国家投资下企业实施扩建，并再次更名为地方国营厦门通用机器厂。厂址也随即迁至厦禾路668号，这便是后来厦工沿用了40余年的 “根据地”，厦工人称为 “福地”。
   随着扩建的完成，厂区面积迅速扩大，固定资产连翻数倍，职工总数也快速增长至1520余人。从海后路13号到厦禾路668号，这个企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8~1962年间，在企业现今仅存的惟一一本手写下来的 《厦工发展史》中记载了这样几件大事：
   1.自1958年始，全厂大搞技术革新，涌现出以 “革新闯将”——唐加容为代表的一批技术骨干。时任机钳车间钳二一组组长的唐加容当选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9年9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代表大会，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
   2.企业生产方向由零星修配，转向成批生产。如:糖机配套、炼钢设备、锻压设备、金属切削机床C630等产品。其中，有两件事情被记录下来。其一，从西德进口的1.5吨感应炉于1960年9月在铸造车间安装运行，代表企业自此拥有了冶炼、铸造各种铸钢件的生产能力。其二，1960年5月，本厂自行设计制造的全省第一台250吨水压机试制成功，为省市工业填补空白。当时在厦门指导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专程到厂祝贺并参观视察。
   3.1960年11月5日，改名为 “厦门工程机械厂”，厂长陈有享，党委书记李克忠。企业在调整中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归口厂，开始承担国家下达的铲运机、履带推土机等工程机械新产品的试制任务。
   至此，真正意义上的厦工诞生了。
【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厦工最初的文字记录，只有一份抄写在简朴本子上的手书版本，显得尤其珍贵，因此我们几乎将其一字不漏地摘录下来。其中有三个需要记住的概念，一是"从修造到制造"，二是劳模技工唐加容，三是陈有享厂长和李克忠书记。】

   勇之篇第二节 1964年的首台任务

   今天，对于厦工的前身为何会在1960年突然更名为 “厦门工程机械厂”进而跨入这一全新领域，几乎已经没有人可以清楚地道明其中的原委。
   但可以揣测一二的是，厦工这时候争取机会承担了国家下达的研制推土机、铲运机，甚至是后来的装载机的生产任务，和之前曾涉猎打谷机、启闭机、切面机以及炼钢设备、锻压设备、金属切削机床等一样，这仅仅是处于起步阶段、摇摆未定的厦工，对于梦想的又一次尝试。
   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正是这一次带有偶然性的选择，才有了今天的厦工。而为厦工做出这次关键选择的人，叫李克忠。
   但遗憾的是，或许因为时间的久远，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坐下来为我们详细叙述有关李克忠的故事。在为数不多的还能找到的当时老员工的记忆里，仅仅知道他是军人出身，作为 “南下干部”来到厦工，处事果敢，有远见、有魄力。
   而现存的文字档案对于他最早的记载，便是1960年厦工前身更名为 “厦门工程机械厂”时，李克忠成为了这里的党支部书记。不难想像，在厦工转投工程机械行业的抉择中，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推土机打开一扇窗
   1962年前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安排下，包括厦工在内的一些重工企业开始试制履带式推土机并很快取得成功。
   随后，国家有意组织几家企业联合承担推土机援外出口阿尔巴尼亚的任务，李克忠显然嗅到了其中的机遇。在他动用各种力量多次争取下，厦门工程机械厂最终与杭州半山厂、宣化工程机械厂 （现宣工）、成都红旗机械厂 （现成工）一起拿到了这个从未有过而意义深远的大项目。
   正是这个项目的落户，快速推动了厦工技术和经营能力的提升。在此期间，厦工先后试制成功T54、T75两种型号的推土机和2.7平方米、6~8立方米拖式铲运机。其中，厦工在推土机核心液压件和推土板上取得的突破领先于行业，而6~8立方米自行式铲运机则为国家填补空白。
   也正是由于参与这个援外项目的需要，1963年1月，厦门工程机械厂正式成为部属厂，隶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五局 （重型、矿山工程局），当年9月被部里命名为国营厦门工程机械制造厂，李克忠成为厂长。
   1963年9月，厦工T54推土机成功出口阿尔巴尼亚。次年，厦工被评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红旗单位。
   此时的李克忠看到了厦工投身工程机械领域的希望与前景。1963年12月7日，当天的厦门工程机械厂厂报头版刊登了一条 “本厂开始成批生产推土机”的消息。现在读来，那时艰苦奋斗的畅快以及明确方向后的喜悦跃然纸上，依旧生动真切。
   数年以后，厦工推土机最高年产量曾突破500台，而当初与厦工一起承担阿尔巴尼亚出口任务的杭州厂和成都厂已经不再生产推土机，甚至销声匿迹。厦工的 “转型”初现成效。
   装载机开启新时代
   1964年开始，国家决定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即“三线建设”。
   而由此带来的国家对于新技术、新设备的需求和渴望前所未有。当时中央认为， “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国外引进新技术的工作。重点是冶金、矿山、汽车、机床、仪表和电子，以及建设三线所需的工程机械。”
   还是由于厦工在援外项目中的突出表现得到国家认可，1964年3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五局下文，要求厦工进行我国首台装载机的试制。并决定由厦工和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联合测绘设计，厦工负责试制样机。
   这是厦工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时刻和坐标。不夸张地说，厦工后来的所有荣耀都是以此为真正的起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整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端的原点。
   随后，一机部设法买下了正在北京参加展览会的一台日本生产的STD-125A型装载机，并将其交给了当时 “技术能力最为过硬”的厦工。
   那时，对于装载机这个全新的事物，国人对其知之甚少，亲眼见过这种机械的人寥寥无几。而颇有远见的李克忠曾在两年前就已派遣唐加容、陈启鸿 （原厦工总工程师）等技术骨干远赴东欧的工程机械展会参观学习。或许，那时在李克忠的脑海里已经绘制出一幅有关装载机的蓝图。
   那一年，厦工人在异国他乡第一次见到了装载机。因此，他们也算有些底气。
   当年的农历正月初七，厦工一行8人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其中，4名技术员、4名老师傅，包括陈启鸿、唐加容。时至今日，陈启鸿依然清晰地记得，那趟火车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当时的他们也许无法意识到，这段稍显漫长的北上之行为后来中国的装备工业开启了一个叫做工程机械的时代。
   1964年国庆前夕，对于那台日本装载机的测绘工作宣告完成。厦工主要负责了拆解、测量、绘图工作，陈启鸿任该项目设计师。
   不久后，由厦工和天工所联合完成的装载机国产化设计草图被送到厦工，随后的工作便转为在厦门攻关，试制样机的工作就此展开。这份当时被机械部定为 “机密”的设计草图，是由专人保管、专人送达的。
   在克服了加工设备不足、原材料匮乏等重重困难之后，这台仿日本STD-125A型装载机的国产化样机于1965年底前 （陈启鸿口述）试制成功。
   这便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装载机，它为我国发展工程机械填补了空白。至少对于厦工，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当时的李克忠是何感想或者是否意识到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无论如何，他都无可非议地被看做厦工发展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战略家，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厦工 “名人堂”的丰碑之上。而后来厦工人的执著与奋斗，也足以告慰他那时的选择。
   地方国营归口管理
   在1963~1966年的四年当中，还有一些事情值得记载。
   经过 “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国家对经济工作做出调整。1965年9月，根据国家经委496号函，厦工被下放省重工业厅管辖，改名为地方国营厦门工程机械厂，但产品仍由一机部归口管理。这就意味着，厦工短短不到三年的部属企业生涯就此终结。
   但应该看到的是，自1963年底厦工进入一机部管辖后，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
   第一机械工业部为加强厦工的基础管理工作和骨干力量，从部属大型厂矿抽调了一批包括后任厦工党委常委、副总工程师的方宝武和原党委书记兼工程师的周惠康等在内的技术、管理骨干，这让厦工的各级领导岗位得以充实。
   同时，近三年时间里，由机械部分配至厦工共计108位大中专毕业生，这种少有的大规模人才输入，使厦工原本薄弱的技术力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也是厦工能够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装载机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期间，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率领省市一批领导干部进厂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从军队中抽调3名优秀政工干部到工厂任职，使厦工内部思想政治工作得到有序开展。
   总之，第一机械工业部及各级政府在厦工发展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与支撑作用，值得铭记。
   这里还有个颇为有趣的插曲。其实多年过去，业内还一直存在关于中国首台装载机的 “柳厦之争”。而事实是厦工的确最早完成了第一台样机的研制，并把图纸送予了包括柳工在内的兄弟厂家。而柳工在试制成功后，率先上报一机部并得到天工所组织的国家认证，而厦工的认证则在其后。
   至于厦工为什么没有上报认证，后人已经无从知晓。或许因为当时的厦工人还没有这种意识，也或许与厦工那时已经下放地方并偏居海峡一隅，与一机部等国务院机关单位疏远不无关系。而这种身世及地位的差异也许正是厦工这个企业与柳工等 “共和国之子”们走出迥异路径、养成不同脾性的根源所在。当然，这在当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制约，但也不失为一种历练。
   这些都是后话。
【在厦工的这段历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需要强调，那就是国家机械部的影响。在计划经济的语境下，一个地方企业进入部属企业之列，或受到部属企业待遇，那是最好的。没有产品，可以安排研制任务；有了产品，就会下达计划；有了计划，就有投资，有技改，有包购包销。所以，在厦工进入工程机械制造领域及将装载机确定为主导产品的关键事件中，国家一机部的作用是个重要背景。而厦工一直以来，确实得益于这一关系。】

   勇之篇第三节 破冰时节

   文革浩劫
   正当厦工找准了目标准备要在工程机械行业大干一场之时，谁也未能料到的是，自1966年5月始，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政治浩劫——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了。
   虽然这样的描述我们已经见过太多，但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或工厂可以独善其身。而当它降临在任何一个个体或集体身上时，都是场几乎毁灭性的灾难，厦工也未能幸免。
   从 《厦工发展史》的记载不难看出，这场“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群众政治运动打乱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健康发展步伐，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严重损失。
   企业的生产不进反退，一落千丈。1967年，厦工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度锐减660多万元，下降37.3%。翌年其工业总产值继续骤减810多万元，下降75.1%。到1968年底，厦工的生产经营状况已经下降到10年前的水平。
   同时，企业领导班子受到严重破坏。其中，之前提到过的原党委常委、副总工程师方宝武因受迫害致死。当年不远万里，被一机部选为技术精英由辽宁抚挖抽调至厦工的他，就此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1968年9月30日，驻厦6645部队批准成立 “厦门工程机械厂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党委和厂长，赵一新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自此，在所谓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厦工先后有100余人因冤假错案而受到打击迫害，呜呼哀哉！
   尽管如此，坚韧的厦工人并未被击垮，生产和研发仍在艰难前行。1969年5月，经过一年多试验，厦工Z4-4单斗装载机试制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这意味着，厦工在1965年试制成功我国首台装载机之后，又在该领域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匮乏的物质条件，厦工的这一成果实属可贵。
   不久后的1970年，厦门工程机械厂列入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同年12月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矿山机械厂”。
   而仅仅两年之后，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缩编，厦工于1972年5月脱离与兵团的隶属关系，厂名随即又恢复为原来的 “厦门工程机械厂”，隶属关系由福建省交至厦门市。
   一番折腾过后，对于之前曾隶属过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厦工来说，可谓连降三级，落到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后端。而也正是这次下放之后，厦工再也没有获得过被上收的机会。
   在这三年间，厦工的生产状况比前一时期略有好转，累计利税总额比前四年有所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厦工招收了200多名复退军人和分配来厂的50多名应届大专生，积蓄了一定技术和生产力量。
   而接下来的1973~1976年四年时间里，厦门工程机械厂陷入一段极不稳定的时期。上级领导部门多次派工作组进厂，厂领导班子数次调整，主要负责岗位接连易人。
   即便是在动荡的洪泽中随波逐流，厦工还是取得了一些突破。
   1973年11月，厦工试制成功Z4-5轮胎装载机。
   1974年12月，厦工ZL50装载机首次送抵联邦德国举办的国际工业博览会展出。
   1975年6月，厦工在Z435轮式单斗装载机基础上改型设计，试制成功了ZL40铰接式轮胎装载机，并通过国家鉴定。
   1976年11月，厦工试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台ZL50铰接式轮胎装载机，同年通过国家鉴定。
   这种铰接式车架的轮式装载机一直沿用至今，而当时厦工对此做出的贡献为整个中国装载机行业的形成及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也标志着厦工装载机产品的系列化、专业化的开端，意味着中国工程机械企业从此迈开了追赶世界一流产品的步伐。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动乱终告结束。
   一个月之后，上级党委恢复了一度被取消的厦工党委，张琛林出任党委书记，全厂生产、行政工作由副厂长刘永通主持。厦工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其实，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经历过前30年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在计划经济的独特环境中打了滚的，此后这个企业便会时常把国家任务放在心上，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是一种国企独有的可贵气质，在后来的许多民营企业身上难以找到。】

苏敏来了

   1977年，厦门工程机械厂揭、批、查 “四人帮”的运动健康发展，拨乱反正带来显著变化，厂内秩序安定，管理逐步加强，生产状况初步改观。被十年动乱摧残而几乎瘫痪的厦工开始复苏。
   此时，厦工60年发展史上第二位功勋出现了。当年李克忠为飘摇不定的厦工选择了一个好产品——装载机，而接下来的这个人是真正将厦工装载机实现批量化并为其打开广阔市场的重量级人物，他叫苏敏。
   1978年6月，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派员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原四川省渡口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苏敏就此来到厦工，任党委常委、副厂长，全面主持生产、行政工作。
   苏敏1927年生于山东，14岁参军入伍，22岁当上营教导员。五六十年代在部队改做宣传工作，转业前任解放军某军宣传处处长。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负伤6次，战功累累。曾荣获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被国家授予独立勋章、解放勋章。用苏敏自己的话讲， “我打仗很勇敢！”
   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上将称苏敏为首长，因苏敏曾是迟浩田所在连队的指导员，两人同为山东老乡。
   1966年，苏敏转业至四川攀枝花市 （旧称“渡口”）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上世纪70年代后期调入厦工直至1983年退休。
   其实，借用其名字便可简单概括苏敏在厦工的历史功绩——让迷途中的厦工 “苏”醒过来，“敏”锐抓住机遇打开市场赢得发展。

唤醒厦工

   1978年前后，虽然文化大革命已告终结，但社会上下的思想并未完全统一，混乱常有发生。
   苏敏初到厦工时，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还很严重，员工终日内讧无心生产。截止到1978年，厦工已连续10年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干部难以同心决策，工人无法专心生产，企业日渐衰弱。
   而军人出身的苏敏难以容忍一盘散沙的队伍和有坚不攻的现状。他新官上任点起的 “第一把火”就是坚决制止一切派性斗争，一心一意搞生产。他说，好好的一个厂，不能就这样完了。
   在走访了解各方情况和意见之后，苏敏立即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厂党委带领全厂职工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转移工作重点，集中精力抓生产，全力打好头一仗。苏敏在大会上强硬表态， “搞派系斗争者，一律开除！”——他是说得出，就做得出的人。
   之后，苏敏亲自起草拟定了 《全厂干部必须遵守的十条纪律》，厂保卫科制定了 《本厂治安管理条例》。算是第二把火。
   1979年，厦工为原党委常委、副总工程师方宝武恢复名誉并举行追悼会。同时，相继为30多名曾受迫害的职工修改结论落实政策，妥善安排工作。一批有能力的中层干部、技术骨干得以平反，并被委以重任。
   或许是过去战功累累的苏敏震慑住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许是他 “软硬兼施”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效果，到1978年底，厦工生产经营工作开始好转。那一年，厦工原定的生产任务是70台，而上半年仅仅完成不足10台。在苏敏的一系列举措下，当年实际完成装载机72台。
   此时，厦工上下开始团结一心，逐渐走出了十年文革的泥潭。然而，内部的问题解决了，但厦工此时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却异常艰难。

难上 “阳关道”就勇走 “独木桥”

   1978年是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中国在这年成功拨乱反正，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且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堪称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剧变。
   而在此之前，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相对于 “抱在国家怀里”的部属企业来说，已经降至体制底层的厦工难以获得分毫的支持。作为市属企业，一无计划，二无投资，也更不会有产品的收购，生存之路举步维艰。
   同时，上世纪70年代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尚处敌对状态，海峡间不时还会响起隆隆炮声。而距离台湾最近的厦门岛身为军事前线，国家与地方对这里的基础建设和工业经济投资寥寥无几，厦工更不用提。
   苏敏眼前只剩下了一条 “独木桥”——既然没有能力钻进 “国家的怀抱”，那么只好自己敞开胸怀去拥抱社会。
   因此，厦工走出了一条 “专业化协作，社会化流通，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及资源”在当时可称另类的路线。
   所谓的 “专业化协作”，就是将主机的配套任务扩散外协到多个专业化的配套件厂商，而厦工不用分别投资建厂只需要收购零部件完成整机组装，从而解决了缺少计划无投资的难题。据苏敏回忆，当时为厦工配套的厂家已经超过20余家。
   同时，这也培养起了一批专业化的配套商。其实这些所谓的专业配套厂之前并不专业，都是一些小型的机修厂。而厦工也有意识地对其进行专业分工和培养，有些做铸造、有些做液压件、有些做精加工……逐渐也就成长起一批真正的专业化配套厂商。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野心者，后来甚至成长为厦工的对手。但无论如何，由于厦工的存在，带动了福建省一大批工程机械配套件企业的成长，这对整个福建地区的机械工业发展功不可没。
   那么，没有国家的收购，厦工的产品如何实现销售呢？于是便有了苏敏提出的 “社会化流通”，就是通过各地的机械公司与厦工自销等多方式、多渠道完成销售。因此，厦工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最早拥有自己营销体系的企业，而这也正是后来盛行的 “代理商销售模式”的雏形。
   当时，苏敏成立了销售经理部，亲自抓销售，带着产品全国去推销。跑部委、跑展会，风餐露宿，足迹遍布全国。
   一番奔走下来，厦工在国内有了名气，客户开始主动上门订货，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厦工的销售窘境就此被打破，这也为其培养了第一批来自市场的客户群体。而厦工自己跑市场的成功也引来同行纷纷效仿，成为标杆。
   苏敏在任的几年时间里，厦工迅速扭亏为盈，生产和经营状况直线上升。在苏敏提出的“坚定不移学大庆、下定决心赶柳州”的口号下，最终厦工用三年时间以6项指标全面超越柳工的成绩取得完胜，在当时国内4家装载机企业里排名第一。
   回头来看，厦工走上这条 “独木桥”也是被逼无奈，当时其同行均是部属企业，属于“围墙经济”，所有的配套全部在内部完成，不需要依靠社会。因为他们可以从国家拿到计划，有计划便会有投资，最后生产出的产品也由国家全部收购。而厦工拿不到计划，当然也得不到投资，所以自己完成内部全配套无法实现。
   然而，也正是在当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工业管理体制下，厦工依靠自身的远见卓识和敢想敢干的作风，成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这也正是后来 “厦工模式”的雏形。

霸气外露

   苏敏的故事远不止此。
   为了提高产量，苏敏在当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发奖金。这不仅是厦门市首家，恐怕当时在全国有如此胆量和魄力的企业也仅此一家。
   苏敏决定，按照工人工作量和完成质量，每人计件加一次班发放6毛钱奖金，每月最多加班15天可以得到9元。这在当时已是不菲的收入。难能可贵的是，厦工当时的奖金发放并非平均主义，而是以计件和质量为标准。据苏敏回忆，在其任内，累计发放奖金总额达到了30万元。
   “社会化协作”和奖金的刺激让厦工的产量成倍增长。1979年厦工装载机产量翻倍至160台，1980年已经超过300台。
   然而，苏敏发奖金多次受到厦门市委的调查，派驻工作组。厦工的 “社会化协作”也受到政府部门的非议，认为苏敏 “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私不分”。
   而带过兵打过仗、曾经出生入死的苏敏对此并未显露惧色，他早已认准了国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已然露角的大趋势。他说， “我认为对企业好的事情，我就敢干。”同时，苏敏当时的做法以及将厦工扭亏为盈的事实，得到了时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项南的亲口支持及肯定。
   同时，苏敏在干部使用上也 “做过手脚”。
   当时，厦工任命中层正职干部都需要得到市委批准。而事实上，市委对厦工情况不太了解，难以做到正确用人。
   而苏敏之 “敏”再次体现，他提拔了一批确有能力的干部，全都任命为副职，但行使正职权力。这其中不乏后来为厦工建功立业的重要人物，包括后来的厂长熊光敏、党委书记周惠康等。而颇有意思的是，直至苏敏退休，他一直担任的是副厂长。
   除此之外，当初为了打开市场，苏敏在促进销售上用了不少心思，著名的 “大机带小机”的典故也是由此而来。另外，苏敏还曾在企业兼并收购上有所尝试，后因地方政府的坚决反对未能成功。不然，如今的厦工版图又会多出一些色彩。
   知道苏敏故事的人都会说，他像极了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老打胜仗，老犯错误，霸气外露，不听话……
   但今天看来，苏敏当年的这些所作所为甚至是一些 “小动作”都已是后来大小企业公认且惯用的招数与手段。而30年前的苏敏无疑是一位超越当时时代的战略家及实干家。
   2011年春深时节，我们见到已过耄耋之年的苏敏老人。他思维清晰、耳目伶俐、心智豁达。只是双腿肌肉萎缩，已经不能走路，老伴10多年前的突然辞世也让他日显憔悴。自那以后，厦工便常年雇佣一对夫妇与老人作伴，照料他的生活起居，让子女远在海外而孤身一人的苏敏能够安享晚年。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在多年后依然能够见到苏敏老人，亲耳听他讲讲那些久远而生动的故事，对听者是一种洗礼。
   【2011年7月，苏敏走了。但他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财富，那是在实践中一点点总结出来的。
   ——做企业，关键在战略，上兵伐谋。而企业一把手是关键的关键，某种意义上说，在企业是英雄创造历史。
   ——其实英雄者，不过是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扛得住，打得赢，所谓挽狂澜于即到，扶大厦于将倾。
   ——英雄不过胆识过人而已。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现在常喻为敢于创新。
   ——成大事者，既要有机心，也要能担当；既要有眼光，还要有胸襟。做别人不能做之事，容别人不能容之人。
   一个人，能留诸后世的，不在于他官有多大，也不在于他名气有多大，更不在其财富有多少，而在于他所做过的事，他所起过的作用，能否荫庇或惠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