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要有核电，能源战略也不能没有核电。无论是从能源结构改善，还是节能减排的需要，还是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带动作用，应该说，核能的有效利用在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就是惟一的选择。”
   提起核电发展问题，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刘晓光，话匣子似乎被瞬间打开。今年两会期间，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当前国内核电界，对于国家继续发展核电充满了信心。两会后 《核电发展规划》有可能很快发布，相信国家仍会持积极发展核电的态度。”
   对此，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原院长、资深核电专家赵志祥，也有同样的看法。 “中国会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之上，继续积极发展核电。我们不会因为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就放弃发展核电。从国家能源以及战略安全的角度来说，都会支持其发展，这一点毫无疑问。”
   赵志祥表示，目前我国 《核安全规划》已经编制完成，并且上报国务院进行讨论。现阶段，规划正在做局部修改，由于并未涉及原则性问题，预计近期很快就能得到批复。而此前核电界一直苦等的新项目审批，届时有望重新开闸。

   A 中国需要发展核电

   刘晓光指出，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但资源供给与需求却呈逆向分布格局。如果不发展核电，意味着就需要增加更多的火电装机。大量依赖火电，将加剧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化，最终会发展到无力承载的地步。
   尽管可以选择发展水电弥补装机容量不足问题，但发展水电存在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建设周期长、可开发资源有限，气候不稳定带来的枯水期，以及环境、移民等复杂因素。
   赵志祥指出， “根据中国工程院的一份咨询报告，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控制目标是40亿吨标准煤。可在2010年，我国就消耗了32.5亿吨标煤，2011年则是34.8亿吨标煤，按这样的速度计算，2020年的控制指标肯定会突破。”
   “按照今年的经济7.5%的增速来看，能源消耗弹性系数不到0.3，意味着1个百分点的能源消耗，支撑3~4个点的经济增长，用这么低的能源消耗支撑经济增长，按照现有能源结构格局，是非常困难的。”赵志祥指出，以现在风电以及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现状来看，技术水平、发电成本、供电安全稳定性、分布态势、密集程度等都存在严重不足，这些客观问题限制了可再生能源，在中远期内成为主要能源的重要阻碍。
   据刘晓光介绍，从节能减排的效果上看，如果以核电代替火电，碳排放水平将减少95%左右，硫化物和氮化物排放水平也显著降低。而从总体效率水平上看，核电的污染排放水平显著较低。
   “我国已经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向世界承诺，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将达到15%，并已写进 ‘十二五’规划。要达到这一目标，以现有条件看，风电、太阳能支撑不了13亿人口用电需求。化石能源的枯竭现实，将使得我国发展核电成为必然选择。”刘晓光说。

   B 全球核电发展仍在继续

   日本核事故之后，中国显然不是惟一继续选择发展核电的国家。对于全球能源需求来说，核电在能源供给中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某种程度上说，在世界其他有核电国家看来，放弃核电将可能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
   刘晓光指出，目前世界上美国的核反应堆最多，共有104台运行的核电机组，占世界四分之一。在日本福岛事故之后，美国表现比较积极。首先是对100多台机组进行了检查，结论是美国核电总体是安全的，不会出现福岛事故，美国核电还要继续发展。而且美国国会审议了新能源规划，包括小堆、新技术，本土推AP1000技术等。
   另外，日本核事故发生之后不久，美国就正式公布批准另外3台延寿，就在今年2月初，美国批准了该国南方电力公司两台AP1000机组的建设投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核电发展在福岛事故后率先启动，基本没有受到日本影响。
   目前，在31个有核电国家中，日本核事故之后，选择放弃核电发展的国家数量非常有限，主要是瑞士、意大利、德国。实际上，这3个国家向来对核电都是持消极态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就已停止发展核电。此次提出放弃核电，更多的则是该国出于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且弃核的决定在德国国内争论也颇多。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3个国家态度不同，英国在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后，反而提出新建8个电站16台机组，该国的表现多少有些出乎人们意料。
   刘晓光评价指出， “我们不难发现，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等在内的，具备实质性全面核战略技术研发能力的国家，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均未宣布放弃核电发展，仅仅是在审批和安全标准等诸多方面加强了管理和控制。”其中深远战略意义值得细细体会。

   C 中国核电安全可控

   若想核电项目审批重启，条件之一是要有中国核设施全面安全检查结果。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经过对我国核电站实施安全检查，共发现14项需要整改的问题。对于这14项需要整改的问题，或关闭、或进行3年改造，处理结果已有结论。
   “我国的核电设施安全检查基本结论是：我国核电站核设施管理水平是好的，风险是可控的。”赵志祥认真说道。
   他指出， “目前中国高层对核电的态度是，中国不会拒绝发展核电，但前提就是一个，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
   刘晓光也认为安全是发展核电的关键所在。 “温总理在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已经提到了发展核电的问题。我认为传达出的信号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总理讲到，要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安全是前提，高效是结果。别看字数简练，但意味深长，反映出了政府发展核电的决心。”
   刘晓光乐观地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占总装机容量5%的规划，应该不会出现太大变化，那么未来核电装机将会最少也应该是7000万千瓦。
   现在， “所有的核电企业都在企盼，国家能够早些启动核电项目的审批。任何一项已经开始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一旦中途停顿都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时间的损失永远无法弥补。”刘晓光说。
   而在赵志祥看来，尽快恢复核电建设，有利于中国核电装备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一大批核电装备企业自主研发，并最终形成核心技术的突破。
   “我是搞核电的，每当我看到外国企业拿着技术漫天要价，我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伤和愤怒。一个核燃料后处理技术，要价2000亿元，相当于再建一个三峡了。不是我们没有研发能力，只是缺少国家给我们一个机会，如果可能我们定不辜负国家期望。”

   D 发展核电有利于提升高端装备制造水平

   刘晓光说，在当前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我国应当快速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的高峰，在安全高效前提下，以先进核电装备为抓手，引导企业培育国际竞争力，加快核电产业的发展。
   刘晓光把核电装备比作高端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一颗 “明珠”。她之所以如此看重核电产业，因为她坚定地认为，核电是未来能源的最坚实依赖。掌握核电关键设备设计技术与制造，对整个装备制造业的带动性是非常明显的。她甚至认为，核电领域未来一定会出现技术含量高的，创新动力强，类似于美国苹果公司那样的知名跨国企业。
   但目前，由于受日本核电事故影响，整个核电产业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她分析指出，从人类开始利用核电到现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核电重大事故，2011年日本的核泄漏事件让人们对核电安全的顾虑再次出现，核电的安全性普遍受到质疑。
   “从这三次大的核电站的事故来看，人为操作的不规范，是事故发生以及事故危害扩大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我国是核大国之一，有着过去50年的积累基础，又由于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核电运营和建设技术安全水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日本事件更加警示我们发展核电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发展。”
   她指出，由于典型的火电机组的燃料占比高达70%，而核电机组的燃料占比仅为20%~25%，在资源紧缺的大背景下，核电的战略性优势也逐步现实出来。国家也曾在 “十五”规划中将核电发展从 “适度发展”修改为“积极发展核电”，核电建设重启大幕由此拉开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当前，中国拥有较为完备核工业体系，有后发优势，从核电管理，到设计运营，到工程建设，再到燃料供应，已经具备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是整个产业的主导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强大的国防核工业体系，也在中国核电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国核电产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据介绍，国家依据科学发展的战略需要，于2007年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和EPR。国内一批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大技术装备骨干企业，针对先进核电装备的国产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研制，仅二重为实现核电就投入了近50亿元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展了核电用大型铸锻件和整体装备的研制。
   目前国内相关企业已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具备了第三代核电铸锻件批量制造的能力和制造技术，国内三大动力集团和一重、二重等在先进核电装备的制造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取得了显著成绩，充分体现了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的制造水平正在逐步具备国际竞争的实力。
   在福岛核事故后，国务院要求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这一决定使步入快车道的核电建设事业被冷却，一大批工程被暂缓、停顿，也使得为此投资的企业运营困难……
   为此她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启动核电建设和国产化的研发，尽快出台核电发展规划，系统安排核电安全、自主化研制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组研制，全力推进核电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E 实施国家战略 推动核电项目出口

   赵志祥认为，实施核电 “走出去”战略，推动核电项目出口是提升核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优化我国贸易进出口结构的重要举措。
   他指出，推动我国核电技术、工程建设及装备制造走向国际市场，能有效拉动国内与核电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发展，对稳定和拓展外需影响非常显著。核电是高科技产业，推动核电出口，将有利于带动整个核工业产业链的加快发展，也有利于逐步推动我国贸易出口结构，从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转变。
   目前，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已经达到1200多万千瓦，在建装机规模超过3000万千瓦，是世界上核电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投运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7000万千瓦以上，处于世界第二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核电大国。衡量一国核电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就是是否拥有自主化核电技术品牌的出口，这也是一个国家工业综合实力和科技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
   纵观我国核电发展历程，我国核电走的是一条 “以我为主、中外结合”的发展道路，在近30年的探索、实践、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我国核电技术发展逐步成熟，正在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和四代核电技术。实施核电出口，对于从引进国外先进核电技术的批量制造，向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创造出口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志祥指出，国际核电市场需求日益增加，为我国核电出口提供了良好机遇。今年2月，美国34年来首次新批核电项目，这对世界核能重新复苏具有积极意义。
   未来设计理念先进、安全标准高、经济性好的核电堆型将具有更广泛的国际市场空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全球核电市场虽然遭遇寒流，但随着伊核、朝核等国际核态势的日趋紧张，石油、天然气等常规化石能源需求供应不稳定因素在逐步增大，发展核能仍然是未来保障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选择之一。
   他表示，目前我国已初步具备百万千瓦级核电出口条件。通过多年的研发和创新，中核集团正在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CP1000核电技术，相关技术指标达到国家三代核电技术水平，示范工程建设也将尽快启动，为开拓国际核电市场创造了基本条件。据介绍，很多计划发展核电的国家，有很强的意愿引进我国百万千瓦核电站。
   我国核电工业并不缺少出口经验。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在核电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运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实力，能够自主设计建造30万、60万、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核电已经走出国门，积累了在国外的核电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中核集团出口巴基斯坦的30万千瓦核电站，一期运行良好，二期也提前111天竣工。
   为此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国家核电出口战略和政策。推动核电出口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首先要在国家层面统一思想，制订核电出口战略，加强对核电出口的统一组织和领导，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推动实施核电走出去战略。国内核电企业应统一思想、集中目标、形成合力，以工程建设、装备制造、技术支持和国家银行贷款等打包的形式参与国际项目竞标，打技工贸 “组合拳”。
   同时，要加快推进具有自主核电技术品牌的示范工程建设。近期尽快启动ACP系列核电品牌的示范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科研、设计、安审、工程等工作的开展。通过依托项目，推动自主核电品牌的批量化、产业化发展，为国际上有合作意向的目标国树立样板工程，坚定双方合作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不断增强对外核电工程总承包能力，打造核电出口全方位的软硬实力。从中长期看，加快推动以快堆为首的四代核电技术研发进程，抢占国际核电技术研发的制高点。
   此外，还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由于核电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资金回收期长等特点，核电出口项目面临政治、投资等诸多风险。相关方面应给予海外示范项目贷款资金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核电出口企业采用灵活多样的融资、易货方案。增加投入，加大自主研发核电技术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

F 支持第四代核电快堆关键技术纳入重大科技专项

   赵志祥说，从核电技术发展整体趋势来分析，核电是安全可靠、技术成熟的清洁能源的基本认识并没有改变，核电作为我国未来可持续能源供给体系中重要支柱的战略地位并没有改变。当前，更加需要抓住机遇，利用好我国核电发展的后发优势，确保核电安全高效地发展。
   他指出，作为第四代候选堆型的快堆及其闭式核燃料循环体系，具有可大幅度地提高铀资源的利用率的突出优点，可以保证核能在大约千年的尺度上的大规模 （至少几亿千瓦装机）发展。另外，由于快堆的固有安全性高，可以实现在类似于福岛事故的条件下也无需场外应急，不需要大范围撤离周围公众，使得核能发展的公众可接受性大为提高。
   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各个层面的规划中都明确包含发展快堆技术的内容和目标。在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中明确提出 “氢能及燃电池技术、分布式功能技术、快中子堆技术和磁约束核聚变等将是今后重点发展的前沿技术”。
   据介绍，中国工程院在2010年组织了快堆燃料循环的战略研究，给出了我国快堆及其燃料循环系统的技术路线和实施 “路线图”，并提出了《中国能源中长期 （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咨询项目报告》，建议积极推进快堆的相关工作。在2011年底发布的 《国家能源科技 “十二五”规划 （2011~2015）》中也明确指出，要开展 “快堆发电示范工程”、 “示范快堆核电关键设备”和 “快堆核电技术”等方面的工作，要自主设计和建成快堆商业示范电站，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推广能力。
   为了推动快堆技术的发展，在国家科技部等部门的支持下，国内成立了快堆产业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有包括原子能研究机构，以及科研院校以及企业等53家单位参加。2010年，国家能源局还在原子能院挂牌成立了 “国家能源快堆工程研发 （实验）中心”，以推动快堆电站相关技术发展。
   目前，我国在快堆及核燃料循环领域的自主研发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将快堆及核燃料循环关键技术纳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正当其时。
   2011年7月21日，中国实验快堆成功实现首次并网发电，使我国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目前已经申报专利165项，获得专利授权98项，获得部级以上科技奖65项，为我国跨过原型堆而直接发展商用快堆电站奠定了坚实基础。
   赵志祥指出，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核集团已经组织原子能院等下属单位开展了示范快堆电站的有关前期工作。该示范快堆电站从第四代核电的有关可持续性、安全性等要求出发，已经完成方案设计，正在进行概念设计，预计今年年中左右可进行设计评估并最终选型。示范快堆电站厂址也已选定，并完成了前期勘察准备。
   当前，我国基本上靠引进技术的发展模式规模化建设核电站。在四代技术的发展上我国基本和国外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应该利用好这一后发优势，积极发展以快堆为代表的第四代核电技术，形成自主的四代核电品牌，占领未来核电技术发展的制高点。
   在核燃料循环关键技术领域，自主设计的我国第一座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中试厂热试成功，并正在规划利用该技术自主建设我国首个乏燃料后处理工程，为实现我国核燃料闭式循环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根据以上情况，将快堆及核燃料循环关键技术纳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如果错过有利时机，在人才、技术及相关工业体系散失之后，再进行相关组织工作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最后他特别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将60万千瓦示范快堆核电站、200~400吨乏燃料后处理厂、20~40吨快堆燃料生产线的自主研发纳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以加快推进有关工作。(本报记者 杨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