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因 “玛雅预言”而被人们热议。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大家更关心的是 “2017”。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2017年中国将遇上一道 “坎”，因为有三条经济曲线可能在2017年同时出现 “拐点”。
   第一条线是 “人口红利”将会趋于0，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期；第二条线由于 “工资倍增”计划未能实现，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接近0.6的国际动乱线；第三条线是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资本形成总额的转换效率将降至1∶0.6（改革开放初期是1∶3，2000年之后降至1∶1，目前约为1∶0.8），无法支撑经济继续高增长。三条曲线汇集一起，将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金融危机后，中国W型经济走势已成共识。著名经济学家、亚洲院士陆德率先对 “W”进行了解构，即 “V+V”、 “V+U”或是 “V+L”型。目前看， “V+V”很难实现，第二次反弹不会触底即反。那么，这个底部将持续多久？是 “V+U”型，底部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还是 “V+L”型，再也弹不到以前两位数的高位了？陆德院士认为后期走势很可能是后两种。
   显然，大家不愿看到的是 “V+L”型的走势。也就是说，转型升级刻不容缓。那么，走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转型难的痼疾在哪？解药又是什么？陆德院士在接受中国工业报记者专访时，详解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短板，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短板之一：内需拉动尚未形成

中国工业报：金融危机后，中国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向很明确。然而，2010年，我国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占比达53%，仍占绝对比例。就是说，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从目前来看，这个状况是否有所改观？
   陆德：首先说明一下，从经济理论角度讲，投资和消费都属于 “内需拉动”范畴。经济均衡国家的投资和消费比例是2∶8或3∶7，而我国这10年来的比例是48∶47？，不仅不均衡，而且是投资和消费严重倒置。这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将 “以投资拉动为主导”转变为 “以消费拉动为主导”的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调整，要把投资和消费的倒置权重调整过来。所以，我们当前泛泛之说的 “内需拉动调整”，指的是要提升消费比重和降低投资比例的问题。
   从2011年1~9月的经济数据报表看，我国的经济下滑，是整体在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走吗？先看看 “三匹马”：外贸进出口就不说了，它主要是受国外需求的影响；那么投资和消费“两匹马”呢？是否投资下去了，消费上升了？是否消费占比提高了？都没有。报表显示，虽经济下滑了，但这“两匹马”并非向结构调整的方向前进，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数据显示：去年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7.7%，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如果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仅11.3%。1~8月全国消费实际增长仅10.8%，比上年下滑4个百分点；比2009年下滑6.1个百分点。
   去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7.5%，小于资本形成总额（即 “投资拉动”）对GDP的贡献率5.7个百分点。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左右，增幅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7%左右，增幅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
   而在投资方面，1~8月国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5%，增幅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估计2011年增幅在24.5%左右，投资增幅将会逐月回落，但增幅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去年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3.2%，拉动GDP增长5.1个百分点，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011年前9个月， “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率分别是 （投资）53.4%、（消费）47.9%、 （净出口）-1.3%。
   2011年的数据表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的局面并未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反而上升到53.4%，突破了50%以上。

中国工业报：内需颓废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表面上看是居民的消费能力不强，实际上，与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长期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休戚相关，您能否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一下其中的关键要素？
   陆德：消费拉不起来有多种原因，居民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速、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不健全是三大重要原因。
   “十二五”规划给出的信号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实际增长超过7%”；“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
   2011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13.7%”，但这是名义增长，如扣除价格因素 （CIP的增长），实际增长仅为7.8%，仍然没有跑赢9.4%的GDP增长速度。而且，国家统计局的“职工收入”，并没有统计私营企业。
   “国民收入”包括 “居民收入”、“政府收入”、 “企业收入”三个分量，它们之间的 “权重”大致为50∶25∶25。GDP增量是这三个分量增量的总和。   我们来计算一下，按照权威部门决策， “十二五”期间，工资增长要实现13%~15%（两倍于GDP），财政增长要达到20%以上 （3倍于GDP）。而按规划，GDP增长目标是7%，那么，要保持7%的增幅，第三个要素，即企业的盈余只能是负数。
   我们知道，工资和税赋的增长都要靠企业来支付，但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就不可能进行高额支付；而要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就需要减轻税赋；要实现“工资倍增”就要同时降低税赋和企业的盈利，以 “让利”给职工收入；故三个分量同时超过GDP的增长幅度，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业报：工资的增长是要由企业去埋单的。然而，受国内多重因素制约，我国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发展当前面临很大困境，要实现 “工资倍增”，是否也要从这个方面着手？
   陆德：要使企业愿意埋单，也要让企业埋得起单。目前，我国民营和中小企业的税赋较重。2008年中小企业税赋，流转税15003亿元，占整个流转税的比重为86%；企业所得税4952亿元，占整个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为76%。
   另外，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又高于GDP的增幅。2000年至今，税收增幅高于20%以上，就连 “后危机期”也没有降下来。如：2010年为21.3%；2011年前三季度接近30%。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比将突破35%。
   这样，企业就面临着既要 “成倍增加职工工资”又要 “加大税赋”的双重压力，成了 “夹心饼干”。
   金融危机后，国家的 “经济刺激计划”投入了 “4万亿元”，90%给了国家项目及垄断企业。第二年下拨9.6万亿贷款，中小企业只得到了8.5%。而中小企业占我国GDP总量的65%，税收占60%，就业人口占80%以上。去年来看，小微型企业贷款总额不到5个百分点。因此，要解决 “工资倍增”问题，同时要解决中小企业问题。

   中国工业报：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也有直接关系。而且，从人口结构比例看，中国目前还面临未富先老问题，这是否也是同样棘手的问题？
陆德：中国从2001年起进入 “老龄化社会”，而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仅在4000美元左右，据世界银行2009年统计的全世界的人均GDP为8631美元，高出我国1倍以上；预计到2017年左右我国的 “人口红利”亦将结束。
   也就是说，中国在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已丧失了人口红利，进入到一种 “未富先老”的状态。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
   而且，我国贫困人口呈增加趋势。按世界衡量贫困差距的 “基尼系数”，我国已进入0.5的 “危机线”。另外，我国 “城乡差距比”在上世纪80年代为1.8:1；上世纪90年代又反弹，一度扩大；2000年之后，这一差距更加加速，这一比例由2.8∶1扩大到3.33:1。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中，我国未实现反哺农村计划，却出现大规模的对农村的资源掠夺。
   按照2005年世界劳工组织计算，全世界城乡差距比约1.6∶1，只有三个国家超过2∶1，中国是其中之一。去年社科院统计，我国目前是全球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
   到2015年，随着GDP增长，我国贫困人口大约将要增加2~3倍。为什么呢？不可否认，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要看到数据上的变更问题。国际上的 “恩格尔系数”（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为0.6。但是，1997年，我国将这个系数提高到了0.85，在此基础上，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了2000多万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GDP增长了42倍，贫困线仅提了5倍，差距越来越大。2009年我国的贫困标准线为人均年收入1197元 （按照当时的物价，购买力为一天只能买6个馒头）。去年初，有消息说这个数据将要提到1500元，那么我国贫困人口将会增加到9000万左右。去年11月份，中央正式提出新的贫困线标准是2300元，约为人均每天1美元。这接近于联合国 “千年计划”的赤贫标准。也就是说，我国将要新增贫困人口1亿人，即2011年底，贫困人口总量要达约1.5亿人。而此时印度的贫困线为人均每天1.2美元。 “十二五”期间，若按世界银行人均每天1.25美元计，我国贫困人口将约有2.5亿人。总之，三个方面，一是 “基尼系数”突破0.5；二是未富先老的老人约2.2亿人；三是城乡收入差距比约为3.33∶1（居世界第一）。
   可以看出，工资收入、未富先老、贫困人口增加，都是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 “十二五”规划的一大亮点是 “改善民生”，那么，以上所提的三大问题则应更加重视。
短板之二：基础平台尚未建立

中国工业报：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在科技投入占比方面，我国提出的 “十五”末期达到1.5%的目标，以及 “十一五”期间达到2%的目标都尚未实现。长期以来，在工业企业中普遍存在技术投入不足，产品研发平台建设缓慢，国家层面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缺失问题，导致在重大技术装备领域我们的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这是否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又一个短板？
   陆德：为实现久已提出的 “调整”和 “转型”战略任务，我国早在上个世纪未就开始在做搭建 “基础平台”和“支撑点”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重视不够，我们三个主要的“基础平台” （教育投入、科技研发投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连续几年、甚至几个五年计划都完不成既定目标，迟迟不能到位。
   “九五”期间我国就提出要在20世纪未达到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但一连三个 “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一直要拖到第四个 “五年计划”的2012年才能基本实现。前后拖延了17年。在科技投入占比中， “十五”要求达到占比1.5%的目标，但未完成计划； “十一五”要求达占比2%的目标，仍完不成计划。两个 “五年计划”拖延10年都未完成预定目标。
   可以说， “十二五”规划或者今后10年，既是我国刻不容缓的 “转型期”，又是我国追补相关政策和基础平台的 “还债期”，是双重任务要去完成，压力很大。

中国工业报：在完善基础平台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规划时，往往都 “主打”战略产业牌，求 “全”而不求 “专”，难免会出现新一轮重复建设。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陆德：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有规划、有序地推进、滚动发展。而不是盲目追风。
   以多晶硅为例，2008年底中国开始大规模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多晶硅项目纷纷上马。其中，有18个省同时把多晶硅作为重点产业加以扶持。到2010年底，中国多晶硅产能达到12万吨，此时全世界的需求只有8万吨。产能出现过剩。
   事实上，按照科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推进全球经济再发展20~30年。而如果不好好规划，像上述产业，两年就出现产能过剩，那么，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有效拉动力？在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方面、LED、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产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是去追求核心技术，而是在一味扩大规模。
   国家要因地制宜地做好规划。企业也是同样，要注重遵循市场规律，考虑它的投入产出、机会成本和经济效益、需求等问题。民营企业是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更要注重市场经济规律。所以，企业家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切不要去盲目追风。

   短板之三：体制改革尚未到位

中国工业报： 您在采访中多次提到 “上层设计”的问题，即体制改革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敏感话题。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如果体制机制不能同步或者率先实现改革，是否其他工作都难以有效推进？
陆德：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有很大的阻力会来自于体制方面的障碍。比如，集权式的资源配置制度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突破。
   发展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需要体制的转变。比如，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它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中的根源是，一系列集权式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所以，传统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难以突破，根源在于体制性的障碍。不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很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而且，腐败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它大大加大了改革成本。腐败问题的根源仍在于体制性障碍。当前 “官倒”现象严重、行政权力介入交易、一些官员利用权力实施非法 “寻租”行为，等等。
   特别是2003年后，为应对当时经济过热，政府采取加强行政管制，增加了 “寻租”的可能性。在 “寻租”上取得既得利益的官员，反对改革、阻止改革，使腐败问题难以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停止。
   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是2.9万亿。这么大一个数没有在财政预算里公布，它到底花在什么地方去了？不清楚，而且由于是预算外收入，没有受到严格的财政管理。
   我们政府的 “三公” （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出游）消费一年也是1万多亿元。从 “政府支出成本”来看，按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周天勇主任的测算是占GDP的37%，它是美国的4倍。由于 “政府支出成本”太高，财政的其它支出就必然减少，其中，中国民生支出只有25.5%，而美国是72%。这就导致我们的社保没有完全覆盖，很多公共服务没有到位。
   另外，根据官方的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系数的估计是在0.48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线标准。我以为，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要远远大于官方统计数据之上，这主要是“灰色收入”没有计入统计。据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而其中90％是被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拿走。
   以上这些体制性的问题，如不通过改革来解决的话，恐怕发展方式的转换很难顺利实现。

中国工业报：您提到了土地问题，这似乎成为中国近年来出现的许多腐败案的直接诱因。这些问题是否也同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
   陆德：体制改革不到位， “增减挂钩”国策中要素缺失，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近十年来，各地 “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
   资料显示，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三年仅为9100多亿元；但2004年，一年收入即近6000亿元；2009年达到约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据财政部数据透露，2010年土地出让金达2.9万亿元，同比增106%，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5.4%。
   为保 “18亿亩 （耕地）红线”，国家2004年起制定了土地的 “增减挂钩”国策。
   我们理解到，国家采用 “增减挂钩”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全 “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出发点和用心都是好的。但这项国策的制定有缺陷，因它在政策中缺失了 “级差地租”这一经济要素。
   “级差地租”的理念，大意是说：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 （地租），不是看它单纯的土地数量，而是看它单位面积的土地肥沃程度 （质量）和产量高低来决定的。
   比如，我国的耕地，耕地质量分为15个等级，1等最好，15等最差。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 （10~15等别）的总面积达57%以上，即一半以上；而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仅只有6.09%。同时，我国大量的优等、高等地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及周边。假如，现在搞 “城镇化”建设，动用了城周边1亩好地，它再拿出1亩山坡地来进行 “增减挂钩”，若1亩好地是亩产1000斤，而1亩山坡地只能产200斤，他要 “1亩换1亩”，显然不行。而是应该拿5亩山地换1亩好地才能价值 （地租）相等，或者说，才能保住粮食产量不变。
   由于 “增减挂钩”的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故这种 “挂钩政策”就成为了一种单纯 “数量”上的挂钩，而不是 “价值”或 “产量”上的挂钩。到头来，虽然 “18亿亩红线”在形式上算保住了，但 “粮食总产”保不住了，国家的 “粮食安全”也保不住了，土地价值也被流失了。
   这些年来，我国每年 “城镇化发展”和各项 “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优等、高等级耕地，而 “挂钩补充”的耕地等级偏低，使耕地的总体质量在不断下降。一些地方和企业机构，利用政策上的缺失，打着 “增减挂钩”政策的 “旗号”，大肆赚取土地的 “级差红利”，使大量的土地资产流失，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将使18亿亩红线名存实亡。
   从2004年至今，施实 “增减挂钩”国策7年以来，到底有几千万亩良田被次级地 “等量 （非等价）置换”？我们没有详细数据可查，可请专业部门和专家研究统计一下。可能不会在少数，没有数万亿也有几千亿的损失。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自国企重组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这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报记者 司建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