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至少面临着三大机遇，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且符合宏观调控预期，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仍蕴藏巨大潜力，至少在5个方面还没有释放出来。
   近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2年年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2012年中国至少面临着三大机遇，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且符合宏观调控预期，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仍蕴藏巨大潜力，至少在5个方面还没有释放出来。
   与依然保持强劲增长的中国经济相反的是欧美经济的萎缩。会上，相关学者认为，2012年美国经济可能保持在2%左右的增长，而目前欧洲经济可能会陷入轻微衰退，其经济增长速度为负1%。因此，多数学者认为，现在中国是转型的最佳时机，一定要把最大的关注力放在中国自己的问题上，解决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矛盾。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2012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遇到很多困难，但应该要利用所遇到的困难而凝聚起改革的共识，推进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转型。

   欧盟：没钱但不卖资产

   “无疑2012年世界经济的焦点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的最大威胁。”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表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以概括为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制约经济增长。
   他表示，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后，欧洲相当多的大银行购买了大量的欧洲主权债，但由于欧洲主权债价格下跌，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了问题，因此这些银行就要像2008、2009年美国银行面临的问题一样，重新调整它的资产负债表，所以目前出现了流动性的短缺和信贷的紧缩。
   欧洲债务到底有多高？余永定表示，希腊的债务是3520亿欧元，爱尔兰1750亿欧元，葡萄牙1740亿欧元，西班牙是7370亿欧元，意大利是19110亿欧元，法国18000亿欧元，总计83230亿欧元。
   “虽然欧洲国家有巨额的债务，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售资产，希望别的国家、别的地区能给它提供钱。”余永定说，像德国相当有钱的，但是它不愿意把钱借给南欧国家。意大利的国债差不多近两万亿欧元，但是意大利的黄金储备就是1万多亿欧元，而希腊是有很多资源可以卖的，但是他们现在不愿意卖。
   余永定表示，实际上欧洲是个富有的地区，虽然目前没有现钱，但是他有资产，可以通过出售或者租借资产来实现变现，只是现在他们还不愿意这么做。
   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会上还是希望中国企业要去海外投资。他表示，过去在欧洲投资保护主义的情况下不太容易被其社会和政府所接受的中国并购，可能现在面临良好机会。近日三一重工与全球最好的水泥泵企业的并购就是很好的一例。而通过类似的购买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结构改善。

美国：会推QE3

   “现在欧洲是我们最关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应该忘掉美国，美国的问题绝对不比欧洲轻，无论从债务与GDP的占比，还是从它的外债这两个重要方面来看，不比欧洲差得多。”余永定表示。
   高盛集团中国投资管理部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分析说，美国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 （QE3）的可能性很大。
   自2010年6月底，美国的经济数据，例如就业数据等已经接近崩溃，复苏无望，美联储很可能为应对无法预测的危机而不得不展开又一次量化宽松——第三次量化宽松 （QE3）。美国人或许认为是欧洲希腊债违约可能把美国经济再度拖入衰退，其实性质在于美国本身的货币滥发导致其国际信用降低，大量债券的发行，致使合约履行能力大打折扣，债务违约已成为可能性。
   几年前美国政府将企业的债务背到自己头上，接下来需要面临很大的财政挑战，而这种财政挑战仅靠纳税人交税偿还是痛苦和漫长的。因此，哈继铭表示，美国会继续利用其全球货币的优势，采取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目前，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对经济刺激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而同时，对通胀的边际效用在递增。如果推出QE3，将对新兴国家市场来说很有可能造成两个效应：其一，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其二，会导致大量热钱继续涌入新兴国家市场，从而催生资产泡沫。

中国：五大增长潜力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经济增速出现逐季下降，一季度9.7%，二季度9.5%，三季度9.1%，四季度8.9%，全年增长9.2%。对此，国内外议论纷纷，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经历30年，增长的潜力差不多用完了；还有的人认为，中国到2013年就要实现硬着陆，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到此就结束了。
   郑新立认为，眼下一些消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仍处于合理区间且符合宏观调控预期，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仍蕴藏巨大潜力，至少在5个方面还没有释放出来。
   郑新立表示，这5大优势分别为需求潜力、资本潜力、技术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
   以需求潜力为例，郑新立分析，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27%、人均GDP为4000多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达到70%才能稳定下来。若中国的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1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再加上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投资以及个人消费增长，这个潜力是很大的。”他认为，作为需求潜力的另外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还没有释放出来。
   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的发挥这5大潜力，他认为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发挥我们的资本潜力；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制度的改革，释放农村劳动力的潜力；通过要素释放的改革，激发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挖掘土地方面的潜力。(本报记者 吴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