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下宏微观经济工作中的重点，这一点已毋庸置疑。因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现实条件下几无效率可言。但是，由于提倡转型所需条件的缺失，使产业内质的任何改变都显得艰难和不同寻常。在这方面，与装备制造业有极高关联度的钢铁工业应该算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数据显示，受高成本和需求疲弱的双重挤压，钢铁行业的景气度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快速下滑，亏损额不断上升。今年前几个月，焦煤等原材料价格高企，下游需求却持续下滑，造成库存增大，而国内粗钢日产量却在反弹中，尤其是重点钢铁企业粗钢日产水平一直在上升。由此，行业从 “微利”转向 “亏损”已成现实。钢之家网站总经理吴文章表示：如果容积小于400立方米的高炉全部淘汰，到2015年，国内高炉产能仍将达到10亿吨，过剩态势明显。
   事实上，钢铁工业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由来已久。博众投资的研究报告认为，钢铁行业的内生性增长潜力十分有限，在全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下，兼并重组是最优选项。
   而在记者看来，钢铁行业内生性增长潜力有限是事实，但钢铁行业内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样不能忽视。钢铁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显然不是靠兼并重组就能够有效解决的，低水平的产能集合无法带来能级上的提升，何况，兼并重组还面临着包括 “地方保护主义”在内诸多障碍的制约。
   产业中的许多现象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管理部门是否已失去了对产业的有效调控能力呢？如果在现阶段相应的产业管理还属必要的话。而得出这样的判断在装备制造领域也能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比如盾构行业。应该说，盾构装备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已属老生常谈了。作为并不拥有核心制造能力的国内盾构行业，却有着全球六成以上的企业数量以及更高的产能占有率。而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则主要体现在对需求渠道的垄断上，其他则都是浮云。市场在这里是失效的，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可循的规则。在这种背景下，整个行业的混乱也就很自然了。有关部门曾多次表示出对该行业的关注，但时至今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为能够在行业中体现，甚至筹备了多年的行业协会也迟迟无法组建，尽管，其存在的价值或许也只会是象征性的。
   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诉求，不断在多个层面反复给予强调，但现实是，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急功近利仍是主流价值观。日前， 《机械基础零部件产业振兴实施方案》印发，提出通过三年努力，围绕能源开发、交通运输、新农村建设、新材料制造、节能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建设所需装备，突破一批关键零部件发展瓶颈，使中国重大装备基础零部件配套能力提高到70%以上；鼓励企业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努力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年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企业集团等要求。只不过，该 《方案》的实施期到2012年为止。那么，到年底，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核心零部件缺失的部分，比如风电中的关键轴承；工程机械中的液压件及控制系统；核电中关键部位的泵、阀；采油钻机上使用的柴油机、变频器、顶部驱动装置等等，是否应该有一个明显的状况改善呢？会否对振兴结果进行必要的效果评估？该如何量化这样的评估？难道被长期遗忘的基础零部件产业，靠三年的振兴就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应该说，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装备制造业，只有建立有效的、系统的、长期的政策扶持机制，才有可能达到效果。这是工业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而阶段性 “振兴”措施的常态化，也许恰恰反映出了产业政策作用的一种失效甚至是失败。
   许多人对台湾机床产业结构优于大陆的状况表示不解。某机床企业总经理认为：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1973年，台湾在新竹设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目前的雇员近7000人，八成以上为研发人员，其中博士近千人，每年的工作预算为5亿美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目前，其工厂自动化与先进材料方面的成果已陆续应用于传统工业。1996年，台湾工研院开始实施的“开放实验室计划”，为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与地方企业的直接合作提供了空间与设施。参与企业可从中收获系统服务，而这种服务是由财政进行补贴的。如此，企业的技术问题就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有项研究课题针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是这样建议的：随着研发投入的比重进一步增加，政府需要提高对研发投入效果和效率的关注，特别是在公共研发投入方面。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督与评估体系来检查公共支出的结果。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应该不仅为服务付费，而且应通过如事业单位这样的公立机构来直接提供服务 （客观地说，目前国内所实施的一些科技重大专项以及其他的科研项目，都很有必要进行认真而负责的评估）。
   幸运的是，在国家级产业技术服务平台仍属空白的状况下，地方的公共研发平台，如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已经运转多年了，尽管规模有限 （由于待遇太低，目前科研人员流动性较大）。
   在制度比较经济学中有这样的概念，社会生态环境造就了与之相匹配的产业结构，这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如果说，美国从1890年开始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法制化市场经济体系，并经过百多年的积累、完善，构建起了今天创新性制度架构的话，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无疑应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方面付出巨大的艰苦努力。没有这样的前提，就不会有所期待的结果。(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