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中纺联会长王天凯(右)接受记者群访。(中纺联新闻中心 供稿)
中国棉花单产世界居前可最没有竞争力,因为价格世界最高;全球棉花库存60%在中国,可是宁愿支付40%的高关税也要进口国外棉花的所谓 “闯关棉”,在去年一年竟有超过70万吨;中国的棉纺企业在全球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去年一年有超过1000万锭的棉纺能力关车,这相当于中国棉纺总纱锭的8%……咄咄怪相,全部源于国内外每吨最高相差6000元以上、现今相差3500~4万元以上的棉花价差,而始作俑者即为现行的国家棉花收储政策。
为了集群策群力救行业于危难,日前, “2013年中国国际棉纺织会议暨中国国际纺织原料市场会”在南京召开。除了行业内各色有代表的企业、上下游相关行业悉数到场,更有超过50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助阵, “中国棉花产业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地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助理杨世滨说, “如果这个政策继续延续,我们将面临棉纺织行业竞争能力的全面丧失!”现行棉政成了行业发展的羁绊 近年来,中国纺织每年的棉花用量一直维持在1000万~1100万吨上下,而国内的棉花产量只有700万吨左右,余下的部分显然只能依靠进口。2001年加入世贸谈判的时候,中国跟相关国家签署的协议是:允许中国每年进口89.4万吨棉花,这部分棉花只加收1%的关税,余下超额部分按国内外棉价差距加收不同等级的关税,即所谓滑准税,最高可达40%。但这份协议签署时的2001年中国每年的进口棉花只有30来万吨,这个几乎3倍的量应该是当年谈判的很好成绩。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棉花用量和进口量大幅度增加,而国内棉花产量稳定在700万吨上下,从2009年以后每年的进口量就锐增到了300万~400万吨,可是1%关税的部分却仍然只有89.4万吨。
可想而知,那89.4万吨由国家来发放的配额争抢程度有多激烈。而由于国家不是随时随地地发放,是分成几批发,于是在过去几年就造成了中国每发放一次配额,国际棉价就暴涨一次的现象。
而国内的情况则是,为了保护农民种棉的积极性,国家在棉市不好的情况下采用国家收储的方式进行收购。可是开始于2011年下半年的这次托市却让事情完全走了样:2011年上半年国内棉价暴涨之后的暴跌由于国家的及时出手倒是被托住了,从此国内棉价就被人为地定格在了1.9万-2.04万每吨之间,而同期国际棉价却下滑到了每吨人民币1.3万元以下,甚至1.1万元上下,这就造成了国内外棉价的高价差。而由于进口配额的管控,中国棉企却只能主要使用比国外最高高过6000元每吨、如今是超过3500~4000元每吨的国内高价棉。
“纺织不只是参加国内竞争,更是参加国际竞争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说。据测算,中国纺织从2011年开始纤维加工总量即占据全球半壁江山;除满足13亿国内人民的需求之外,出口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1/3。而在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的中国棉纺企业,由于高额棉价差,全面亏损。
中小企业:“我们直接是关停并死!” 陈娇兰,广东清远市德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她的工厂拥有纺锭5万锭,典型的中小企业。面对一群记者,这位在纺织岗位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大姐,毫不掩饰自己的窘境: “再这样下去,明年我不是关停并转,是直接关停并死!”她的企业生产32支纱,用国内的高棉价生产出来卖2.6万元每吨,而隔壁的企业直接进口的印度、巴基斯坦的32支纱,拿到手才2.1万, “你说我怎么活?”
由于进口的印巴纱线与中国现在的棉价差不多,甚至于印度20支纱卖到中国加上关税才1.78万元一吨,比中国棉花还要便宜2000元,自然而然,一部分下游企业开始直接进口印巴的纱线,这就使中国这个过去的纱线和布的大出口国,现在变成了纯棉纱的纯进口国。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去年我国进口纯棉纱线153万吨,折合成棉花差不多200万吨出头,再加上国内棉花由于多种途径 (国产棉加进口棉)使用的800万吨棉花,中国纺织企业用棉量没有减少,仍然保持在1100万吨左右,可这其中,有超过20%的棉花用量是跳过了中国棉纺企业,直接用印巴棉纱来替代。这就意味着有超过1000万锭的棉纺产能关车,这是中国棉纺总产能的8%,即使按照现在中国棉纺产业万锭用工80人的平均值计算,也有超过8万人失业;何况受影响最大的往往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他们的万锭用工数肯定远远高于平均值。
“现在是40支及以下的中低支纱线我们丧失了竞争力。高支纱还有市场,但是高支纱的占比较低。这样下去我们会出大问题。”杨世滨说。
在本次会议上,印度棉纺织品出口委员会会长ManikamRamaswami先生在他的演讲中,连一个弯都没有绕,直截了当宣传印度的棉纱便宜又质量好,告诉在场的中国企业:来吧,上我这里来买棉纱,我们对农民没有保护,但是我们保护投资,你们来我们这里买棉纱或者投资棉纺厂吧!态度之直接直白直率,让在场的中国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无异于培育了印巴的纺纱企业成为我们的强劲对手,很可能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竞争力在几年之间就丧失了。这挺可怕的,”杨世滨说, “我们历经了改革开放30年、压锭15年,所积累的技术进步、装备提升、员工的操作培训优势,都会在几年之内被竞争对手赶上甚至超过!”
据中国棉纺协会会长朱北娜介绍,入世十年来,中国棉纺织厂技术进步非常快,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也大幅提高, “一个明显的例子:十年前,规上纺纱企业职工总数是250万人,总纺锭是4000万锭,现在我们的纺锭大概1.1亿~1.2亿锭,我们的职工总数还是这么多,可见我们的技术进步非常快,生产效率提高很快。万锭用工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00~300人,提升到了现在平均80人左右。”朱北娜说: “如果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话,中国纺织不害怕!但是高棉价差让我们在起跑线上就输了。”
标杆企业:“活着,赶紧先活着!” 中纺联新闻发言人孙淮滨说: “在政策走进了死胡同,暂时还不能进行改革和调整的情况下,行业的自救性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出于对行业的责任,中纺联告诫企业:自保是当务之急。措施是赶紧寻找产品开发和替代产品,或者做印巴不能做的高支纱。说白了:要么做到无人能竞争,要么尽量少用棉。
其实企业早就这么在做了,这是夹缝中唯一的办法。江苏大生是一家重要的棉纺企业,有45年纤维素生产的历史,它的应对措施就是尽量减少用棉量,非棉纤维去年达到了80%,今年这一比例是90%。前面提到的广东清远德泰,为了 “不死”,也只好90%转到了化纤。据测算,在这个趋势下,中国的配棉比由55%下降到了42%,棉花消费量由此下降了20%。而由于替代作用,化纤的涤纶短纤和黏胶短纤的产量得到大幅增长,其中黏胶短纤的产量2000年时还不到60万吨,去年就超过了200万吨。现在价格也一路走低。显然,棉花是中国纺织整个原料的晴雨表,棉花一感冒,其他替代产品就会打喷嚏。而为了方便棉纺企业的选择,调整产品,本次会议主办方中纺联还有意邀请了化纤、毛、麻、丝等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与会,可谓煞费苦心。
而另一些优势企业则走上了差异化道路——向高端集中。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是业内著名的央企,以高端产品著称,其聊城华润即生产300支的棉纱。华润集团所拥有的100万锭纺锭中,目前也已有30%转向了非棉产品,为了避开印巴棉纱的冲击,60支以下的产品不涉足。但即便是这样,也刚刚够勉强活着。 “订单也有,生产也满负荷,就是不赚钱。”华润纺织集团的董事副总经理狄慧说。因为是央企,资金比较雄厚,还可以勉强撑着, “小企业就肯定没有办法了。”同时因为是较早进入出口领域的,所以华润能够获得一些加工贸易的配额,产品直接出口;也积极参加3:1拍储 (即拍储国储棉三吨,可获得一吨外棉配额),这样也可以得到一部分外棉配额, “我们是做高端产品的,国储棉质量太差,根本就不能用,必须得用外棉。”华润就这样一点点 “熬”着。当被问及企业的生存状态时,这位央企大总管马上说: “活着,赶紧先活着!”
另一个纺织行业的标杆企业——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面对记者追问利润时,董事长詹灵芝也一再说:“只能说微利,具体数实在不好意思说,难为情。国外同行听到我们的数字会笑话我们:你们这么好的企业就这个利润?”而华茂此前创下了连续39年盈利的奇迹。面对眼前的高棉价差,华茂的做法是:基本只做100支以上的高支纱,而且从前只是纺纱,现在与意大利和欧洲的著名企业合作,自己做面料和印染,通过拉长产业链向后道延伸,提高附加值。
杨世滨说: “问题是我们不可能所有企业都去做100以上的高支纱,一个是技术能力和装备能力不能支撑,何况依现有国储棉的质量也难纺出这样的支数。”
当然也有极端例子。山东鲁泰纺织在2001年时即在新疆租了13万亩盐碱地种植超长超细棉花,因为棉花品种比较好,最重要的是整个流程又完全自己掌控,加上设备、技术过硬,鲁泰纺出了高达508支的超细棉纱。在此基础上,鲁泰做了纱染,还有液态丝光,最后做出了超细超薄的纯棉衬衣,卖到美国。这种衬衣已经做了八年,每年生产3000多件,每件售价为2200多美元,合人民币1.3万元。这3000件衬衣,总用棉量才1吨多,而产值5亿多元!但业内都知道,这是阳春白雪,一般人是学不来的。但是自己种棉花确实让不少棉纺企业心血澎湃!那可以解决多少事!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有这个念头的企业不在少数。但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不会希望我们的企业都去自己种棉花吧?就像你为了自己喝上放心的牛奶而自己去养奶牛。
棉花检验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另一个被棉纺企业集体诟病的是国储棉的质量。会场上,所到之处,毫不夸张,都是一片义愤填膺之声: “连新疆棉的短绒率都达到了26%!” “三丝太多,严重影响质量!”
“很明显就是在收储的时候长绒里掺了短绒,平均等级上升了,收储时外观看是三级,但实际是二级加上五级或者四级棉混起来的,”杨世滨说, “本来我们二级花纺高支纱在国际上绝对是有竞争力的,四级花是做常规品种,现在混起来之后,你纺不成高的,低的又太贵,还浪费。”
中纺联副会长高勇说: “国储棉收储一年半以来,事实证明质量越来越差,因为过去在市场状态下我们的棉纺企业直接到轧花厂买棉花的话,质量是有要求的,是几级我就花几级的钱。现在国储棉中三丝、亏重、杂质、混等混级现象严重,质量堪忧。”
福建嘉达的老板讲的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 “鳄鱼买我的纱跟我讲:要求是棉结十个。我直接拿新疆棉纺出来的棉结是300个,加了进口棉纺出来是100个,我玩命做出来是40个,10个绝对做不到。订单完全没法搞。”
三丝的大幅增加也是让企业忍无可忍的:头发丝、鸡毛、鸭毛、编织袋丝等,应有尽有。广东清远德泰的陈娇兰说: “如果只有一寸长的杂物,经过打碎后,可以造成100个疵点,何况还那么多杂物。在国内,你几乎找不到没有杂物的棉花。”
当被问及棉花质量为何下降如此之多时,中国纺织行业的权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穆把它归结为两个方面:纤维检验指标的落后和体制因素。 “纤检局告诉我,无论是科研培育的新棉品种还是纤维检验指标,都没有细度的要求,只有长度。这就给操作部门一个误导:放弃细度要求。”而在今年年初中纺联组织的调研中发现,就在调查组所到的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个省,都存在为了满足国储棉只收颜色品级四级以上棉花的要求,这四个省都有不少人专程跑到新疆去买来籽棉,再把自己很差的棉花混到里面,然后卖给国储棉的情形。 “而这个棉花我们买过来真是头疼,纺什么都不能用,”姚老摇着头说, “看来,棉花不仅是流通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检验体制改革也刻不容缓。”
行政命令应该成为过去时 一方面棉纺企业用不起棉,饿着,想尽办法熬着,死着;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储棉储备量超过了1000万吨,虽然经过自3月份即开始的抛储,但由于抛储价1.9万远高于国际棉价,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入5月,国家即便用3∶1的配比,即拍储国家储备棉3吨可以换来1吨进口棉的“激励”措施,也没有换来企业多少热情。预计到7月底,国储棉顶多放出300万~350万吨,那么国家手里还有差不多我国丰年一年的棉花产量。而紧接着9月份新棉上市,国家又已经确定了新一年收储政策不变,价格为2.04万元,进一步提高了内外棉价差,那么这个势必会超过1000万吨的库存当为一个天量,史无前例的天量。而全球棉花一年的产量只有大概2400万吨。
于是围绕这个库存就有了N多猜想。PCI纤维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市场总监陈九妹说: “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大的库存到哪里去?如果大量抛售,会引起全球棉价的大跌,那么中国能否经得住这个下跌?”路易达孚中国公司董事长陈涛则说: “我们真的不需要棉花放十年,放十年的棉花还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的缺口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额外放在那里的储备棉呢?”
话有点调侃的意味。但是这些看起来和我们 “没什么关系”的棉花,真的让我们成了全球棉花 “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了全球棉花库存的60%。可是棉花 “巨多”的中国,去年和今年,却有人在没有配额的情况下到国外订购棉花,因为即使上缴了40%的滑准税,到了国内也只有1.8万元左右,而同期国内的棉价是1.93万~2万之间。这就让我们的棉花历史平添了一个 “闯关棉”的称谓,而“闯关棉”数量并不小:去年年底有30多万吨,今年一季度又进口了30多万吨,总共70多万吨。这相当于去年我们棉花总消耗量的接近10%。
“闯关棉”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它说明我们的体制真的出了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还有这组数据:在去年9月收储之后的这大半年之中,虽然我们的棉花消耗量是800万吨,但是真正使用的国储棉只有200万吨 (根据目前的放储量看),其余肯定无一例外是从各种渠道各显神通进口的外棉。也就是说,虽然 “严防死守”,但事实证明,市场规律不可违背。靠行政命令管控的时代应该过去了。
农民直补是可行性目标 国储棉的初衷是为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的种棉积极性,这一点所有被访者无一例外均表示理解。但是执行下来的结果显然与初衷大相径庭。所有的调查都指向: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杨世滨说:我们的棉花单产全世界居前,最高的甚至比印度高出一倍,可我们的价格全世界最贵,农民又没有拿到那么多钱,那只能说明是流通环节产生了巨大的费用, “这个环节只有三块:农民种棉花、流通企业收棉花,工业企业用棉花。种棉花的人没有得到那么多钱,使用棉花的人用不起,那就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流通行业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它怎么能变成被保护的行业呢?大家不能都拿农民说事。保护农民我们从来没有意见,那就干脆直接把钱给到农民手里就好了。直补农民,此外全部市场化。”直补农民是仿照美国的做法,虽然也有弊端,但现在看来是最贴近中国现状的方式,在本次会议上成为热议的话题,并成为众望所归。据称,直补政策目前从国务院领导到主管部门已经开始松口,已开始研究可行性与具体方案,并有望明年开始试点。这是中纺联及相关各方一年多来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消息的发布无疑让苦行僧似的棉纺行业看到了曙光。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朱宏任也表示,做好优质棉花的供应是纺织行业能否健康运行的一个重要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的棉花政策应该会促进棉花产业从上游到下游、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处理。特别是从一个更加全面的尺度,农业、工业,上下游的利益综合考量,并注意做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使用。
华茂的詹灵芝道出了棉纺企业的心声: “我的纱要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是高度市场化的产物,但是我的棉花只能在计划经济下服从命令,不能到国际市场去竞争。这不公平。我们没有奢望,只希望原料也能给我们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本报记者 侯欢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