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机制也将作用于美国这个货币霸权国家的金融服务业虚拟经济部门和制造业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只要美国依然维持着其寄生性的货币霸权，那么其金融部门就永远能够比实体经济部门提供更高的薪酬和投资回报，在竞争人才和资本投入时永远占据相对优势，在代议制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环境中又永远能够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法规倾斜。在这种机制下，美国人如何能够指望本国 “再工业化”取得可持续的重大成就？
   其次，中国制造回流美欧的某些重要驱动力量只是暂时现象。中国制造回流美欧的重要驱动力量之一是能源价格高涨，推高中美、中欧之间跨国物流成本，使得在美欧就地制造就地销售有了经济合理性。不过，整个初级产品市场牛市终结、熊市逼近的迹象日益显著，能源价格下行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毕竟，自从2002年启动以来，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已经历时9年，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少见，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无论多么漫长的牛市都不可能永远延续。2008年以来，几乎所有初级产品价格都已经跌下了高峰。再看看大宗商品牛市的主要支持因素——实际需求、货币政策、政治和灾害冲击、投机。我们会发现，实际需求难以永久向上，货币政策变动、政治和灾害冲击给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昔日曾经给牛市推波助澜的投机在不同环境下照样会成为加速市场下跌的力量。随着能源价格下降，某些回流美欧的制造业订单会再度流出美欧，此前几年海运运费的泡沫破裂还将进一步加速上述进程。
   同时，中国国内产业转移进程也会延长许多产业在中国国内的生命周期，至少部分化解推动中国制造回流美欧的成本上涨因素。再加上完整产业体系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效益、巨大市场所带来的规模效益、优良且不断改善的人力资源、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等项因素， “中国制造”回流美欧欲成气候，难度不可低估。
二、治理污染与清洁生产：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补课
   中国环保事业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孕育，当时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就已经包含了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思想萌芽。
   以1972年6月我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通过 《人类环境宣言》为契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正式起步。
   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即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以及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该文件中提出防治污染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 “三同时”原则，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项环境管理制度。
   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79年，我国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虽然近30年来环保立法和落实跟不上人们不顾一切追求经济增长的欲望，但这一切毕竟为后来的环保补课奠定了基础。
   进入 “十五”期间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提出，随着《清洁生产促进法》 （2002年）、 《循环经济促进法》 （2009年开始施行）等更高层次新法规相继出台，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投资大幅度增长， “三废”治理效率有了较大提高。
   1980年代初，全国环保治理投资每年为25亿~30亿元，约占同期GDP的0.51%。1980年代末，投资总额超过100亿元，占同期GDP的0.60%左右。“九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1010.3亿元，占同期GDP的1.02%，首次突破1%。到2007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3387.3亿元，约为1981年的135倍，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32%。到2010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达到6654.2亿元，占 GDP的1.66%。2000~2009年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从234.8亿元上升至397亿元。
   随着国民环保意识普及和环保投资增长，我国 “三废”治理效率也有了较大提高。2001~2008年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从85.2%提高到92.4%，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从61.3%提高到88.8%，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从67.3%提高到89.6%，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从50.2%提高到89.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从52.1%提高到64.3%，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从15.7%提高到26.4%，“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从344.6亿元增长至1621.4亿元。
(未完待续)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