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的产业转移永远没有停止，也不可能停止，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必定需要政府的组织引导。今天，在日益显著的成本上升、国外产业竞争、区域发展失衡和隐隐约约的外部压力驱动下，在国内消费市场快速膨胀以及新兴海外市场的吸引下，新一轮产业转移已经势在必行，而此前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改进又为产业转移创造了便利。
（一）产业转移一箭三雕
   新中国建立初期就高度重视推动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毛泽东主席在 《论十大关系》中专门列入了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 “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是新中国前期的产业转移，奠定了内地工业化的基础。当前，推动沿海成熟产业向国内条件具备的欠发达地区转移，可收一箭三雕之效：
   ——成效之一是利用欠发达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国外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赶超压力，延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的生命周期。
   如前文所述，福兮祸所伏，新兴大国在 “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创造了自己被其他后起者 “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已经目睹许多出口制造业从昔日的 “摇钱树”转为 “苦菜花”，人民币汇率和工资水平稍有动静便叫苦连天。出口紧固件在1990年时利润率超过20%，目前只有5%左右。我们的制造业升级内容之一是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资本含量较高的产品，但这不等于就要听任这些传统加工环节流失到海外。清末，中国生丝和茶叶出口一度出现爆发式增长，高额利润诱使大批农户投入生丝和茶叶生产。然而，随着日本生丝和印度茶叶产业崛起并取代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中国相关产业和产地陷入深重的萧条之中。
   “世界工厂”如何防止 “被赶超”的历史重演？
   我们固然要通过切入高增值环节扩大赢利空间，但缓不济急，只有产业转移与切入高增值环节双管齐下，我们才能妥善化解冲击。在汇率升值、土地成本激增、人力成本上升、在当前的新一轮国际产业再布局进程中许多后发国家又正紧盯中国沿海产业转移机会的重重压力下，产业转移日益紧迫。而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甚至外贸最发达的广东一省之内区域发展都很不平衡，在东莞、深圳之类发达地区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环节在其他相对欠发达地区可能还很有生命力，我们要力争肥水不流外人田，把产业转型升级与国内产业转移结合起来。
   鉴于国内基础设施优良，公共服务效率较高，正在竭力赶超中国的越南、印度等后发发展中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企及，出口导向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迁移到内地，也足以藉此抵销上述后发发展中国家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而且，通过延长生命周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增值的产业链条日益延长，假以时日，当初的外资企业可望逐渐在事实上本土化，即使未来再从国内欠发达地区向其他后发发展中国家转移，也能根留国内，发挥增加本土GNP的作用。
   ——成效之二是缓解发达地区用地紧缺的瓶颈约束，实现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并缓解乃至消除因房地产资产价格飙涨而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和社会问题。因为正是由于众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得不涌向东部沿海、少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寻找合适就业机会，导致这些地区住房问题极为突出。假如产业转移取得足够的成效，年轻人能够在内地取得体面收入就业机会，上述问题即可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于无形。
   ——成效之三是改善区域发展失衡，消除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安全后果。采取措施缓解区域发展失衡不仅是解燃眉之急，也是为我国巩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推动产业转移，增强落后地区经济社会 “造血”机能从来就是缓解区域失衡的治本之策。特别是由于区域发展失衡，内地工业化不足省份的千百万劳动者背井离乡涌入东部沿海地区寻找就业机会，由此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春运奇观，给东部沿海地区的房价推波助澜，也造就了留守儿童、留守女性等众多社会问题。这么多国民一年到头在外地工作，只有春节前后半个月左右时间能与家人团聚，这意味着何等巨大的国民福利损失？通过产业转移，我们不仅能够延长众多产业的生命周期，还能够让千百万劳动者无需背井离乡，而是在家乡就能找到体面收入就业机会，每天享受家庭天伦之乐，这种福利难以用数字计量，却是真实存在的。 (未完待续)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