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无论要面对怎样的围追堵截，由于中国国民的勤奋和聪明才智，由于中国已经打下的基础，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凝聚人心，中国制造业、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定能突破重围，继续前进。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制造业、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是否会因自废武功而猝然夭折？在全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进程中，领先者 “自废武功”的现象并不鲜见，可悲的是这种 “自废武功”决策还往往是在 “正义”旗号下作出的，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中国海运技术没落就是典型案例，令后人扼腕不已。今天，中国高铁等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遭受的近乎疯狂的不公正围攻，产业发展政策和合理贸易政策在 “民生”、 “消费者权益”等 “正义”旗号下遭到的持续舆论压力，都暴露出了这一风险。
一、漕运——自废武功的前车之鉴
   上千年来，中国曾经一直是全世界海运技术领先的国家。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武帝时期，西汉海军就能够一次把数万大军运往朝鲜半岛。此后在隋、唐、元诸朝又一再上演过数万军队、乃至上十万军队横越千里的跨海作战。到明朝前期，中国海运技术攀上新高峰，郑和下西洋的舰队人员多达27800余人，最大的宝船长达127米，船帆多达12张。
   上世纪50年代，南京发掘明朝宝船厂遗址，出土过一根长达11米的木杆，鉴定结果是船上的舵杆，由此推算其连接的舵叶高度约为6米，超过现代城市住宅楼两层楼的高度。与郑和舰队相比，几十年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的迷你舰队只能算小舢板而已。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万里海疆门户大开，中国航运业也在西方快速帆船和轮船竞争下纷纷破产。直至今日，尽管中国刚刚夺得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桂冠，但中国航运业、中国海军仍然在艰难的赶超进程中。
   中国海运技术之所以从世界最高峰跌落下来，高扬 “爱惜民力”、 “珍视生命”之类崇高旗号的明朝文官们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他们这样做未必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出于真诚的高尚信仰，为此甚至不惜冒舍生取义之险。为了阻止自己心目中耗费民脂民膏无数却无益于国计民生的下西洋工程，以廉能而名垂青史、当时还是兵部司局级干部的名臣刘大夏竟然甘冒 “欺君”的杀头大罪，私自销毁了郑和下西洋时积累的海图、天象、地理等全部资料，以至于明宪宗成化帝计划重新启动下西洋时因资料全部被毁而无奈放弃。时人和明清史官们盛赞刘大夏此举是忠君爱民，“阴德不细” （当时刘大夏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语）；待到后人明白中国历史为此付出了何等惨痛的代价时，我们已经噬脐莫及。
   尽管刘大夏销毁了郑和下西洋时积累的宝贵技术资料，但历史曾经给中国海运业提供了另外一个巨大的潜在发展机会，可惜又毁于 “珍视生命”的崇高理念之下。明朝政治军事中心位于北方，经济中心则在南方，尤其是长三角，仅苏州、松江两府 （大体相当于今日苏州、上海两市辖区）就承担了将近一半的中央财政收入，北方城市居民、驻军粮食消费仰给于每年漕运的四百万石粮食，明朝中央政府也为维护漕运体系而投入了巨额财政支出。在漕运上面如此巨大而有保障的政府采购投入，假如得到合理运用，完全可以为中国海运业提供有保障的市场，从而有力地推动其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张。
   事实上，明朝主管官员也不止一次提出和尝试走海路运输漕粮，如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曾尝试从南方海运12万石米到天津。然而，海运风险远远高于经行运河的内河航运，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水平下，海运死亡率明显高于运河航运。而明朝又颇为重视人命，皇帝要杀一个罪犯也要经过法司五次执奏，海运中的伤亡由此成为重大政治问题。王宗沐那次尝试海运12万石米，途中有八条船失事，损失3200石米，不足运输总量的3%。本来算不上多大失误，但专司监察弹劾官员之责的南京给事中张焕义正辞严质问一句： “米可补，人命可补乎？”便令主管部门哑口无言了。为了避免海运途中的生命损失，明朝政府决定株守运河航道，其结果是海运业丧失了发展空间，漕运的巨大开支也沦为吞噬明朝财政的无底洞，以至于不少现代史学家将漕运视为耗竭明朝国力的关键之一。至于在明清鼎革和后来帝国主义入侵时中国人口损失与漕粮海运可能的伤亡孰多孰少，有基本常识的人便不难判断。 (未完待续)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