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启动了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节能减排模式，即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形势下，对碳排放要求从强度控制转变成为总量控制，我国低碳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日前，在第四届21世纪低碳中国发展高峰会上，与会代表认为，对我国经济来说，向低碳经济转型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面对这场势不可挡的低碳环保革命，必须用法制的思维和法制的方式，行之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
开启生态文明建设
   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陈东阳在致辞中指出，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但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转型的阵痛期。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以煤炭、石化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面临着整体科技水平落后的挑战。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周丞认为，我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发达国家希望我国承担绝对的量化减排义务，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希望我国承担减排的义务。
   就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而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20多年，不但紧迫性越来越强、约束性越来越强，而且对于各国行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庆瑞表示，目前，我国PM2.5为主的空气质量形势非常严峻。一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能过剩。二是机动车的保有量增长过快。三是多数污染物持续增长。四是环境监管的能力不足、违法排污屡禁不止。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洪波认为，2013年我国面临一些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首先从国际形势上来看，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2012年结束，2013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次从国内来看，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中，明确把生态文明摆到突出的位置。而且，我国雾霾常态化不仅成为环境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新的问题。
必须遵守刚性约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介绍，生态保护红线有三类：第一类红线是地理空间范围的红线。比如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地理空间内，不准有任何污染和破坏行为，是有法律约束的。第二类红线是总量红线，即环境承载能力。其中城市人口、大气环境容量、水资源承载力是刚性的。第三类红线是 “守绿”红线，即建筑节能标准、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单位产品的综合能量等必须遵守刚性约束，是有边界的。
   在2013国际合作发展与环保的合作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指出，2013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污染物同比分别下降2.48%和3.02%。对重点控制区的火电、钢铁、石化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排放限制。
   事实上，2013年是我国经济低碳的一个 “希望”年，国家出台了不少激励性的财政措施，鼓励推广高效节能产品，用价格以及税收政策来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鼓励发展节能环保以及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而且，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被国际社会证明有效减排的市场机制，已经在试点城市正式开始，我国迈入了一个低碳发展和碳交易的元年。随着 “中国版”的空气清洁法案，即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颁布，我国以大气环境治理作为一个新切入点，打造经济升级版，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向低碳经济转型。
推动低碳发展内生动力
   实际上，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复杂，如果不能从经济的角度、资源的角度、环保的角度综合看待，就不能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李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不但要从碳排放强度逐步过渡到碳排放总量的控制，而且要从总量的控制进一步到绝对量下降的阶段。同时，应该依靠经济手段和市场手段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当然，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包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可能完全依靠碳市场。虽然碳市场可以起到一部分作用，但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还是相关各个行业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
   目前，由于我国认识的变化，使得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是立法工作。因为应对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在政策层面、制度层面、工作层面需要立法的保证。同时，气候变化政策要进一步与经济发展政策、能源发展政策、环境保护政策、资源开发利用政策等相关的价值政策更加紧密的结合。二是顶层制度设计。从阶段来讲， “十二五”规划设立了碳排放强度的目标，未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一方面继续强化强度目标，另一方面要把总量目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李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是靠单一的政策工具、单一的政策手段就能够解决，而是需要把各方面的政策进行汇集，形成合力共同来应对。但归根到底还是我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决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能不能推进，取决于我国可持续发展能不能产生这样内生的动力。而且，产生这样的内生动力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企业、公众、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因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如果没有公众的认识和公众的支持是很难推动的。(本报记者 孟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