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市场化环境里，中心城市消费者的上述内在倾向有更大概率获得表达机会，进而实现比其人数比例大得多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市场化媒体集中于中心城市，而且意欲占据舆论高地的市场化媒体又需要反映中心城市读者的主张呼声方能生存发展，这样，结果往往就是消费者群体的声音被放大，而生产者声音受到一定程度的掩盖，舆论呼声失真。
   尽管制造业部门较多地分布于非中心城市，在理论上，市场化运营的当地媒体有可能代表制造业部门从业者发出呼声；但随着媒体经营产业化进程推进，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降低。因为集团化是媒体经营产业化的必然结果，而起家于中心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市场化媒体更容易做大，从而成为传媒产业并购重组中的收购方，非中心城市地方媒体则成为被收购方，从而使得非中心城市地方媒体也更多地反映出中心城市消费者的主张、偏好，而不能充分反映非中心城市生产者的主张、偏好。
   与此同时，在媒体市场化等趋势下，较小高收入阶层对他们理应承担的某些较高成本的怨言也有可能被误读为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受到了真实的损害，并被成百倍地放大，从而令本来着眼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政治压力。
   （三）放弃 “保八”是否会加剧恶化产业发展舆论环境？
   2012年 “两会”上 《政府工作报告》最引人关注的内容之一便是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下调 “保八”目标，并明显影响到了次日全球股市行情。
   无疑，从各方面因素考虑，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笔者数年来主张的。然而，在针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偏颇舆论环境下，下调经济增长率目标值也存在一种风险，那就是被解读成决策层放弃经济增长和继续赶超的目标，激励片面的“反GDP主义”上升，进一步恶化国内产业发展的舆论环境，以至于形成促进经济发展不是成就而是罪过的舆论氛围，甘居落后和分光吃净式的 “促进消费”受到追捧。这种流氓无产者思维会造成什么结果，看看欧洲便知道。
   多年来，欧洲人流行这样的思维：欧洲当不了美国式的政治军事超级大国，也当不了中国式的经济超级大国，要当生活超级大国。正是这样的流行思维才铸造了根深蒂固的全社会性的寅吃卯粮生活方式，才把欧洲推进主权债务危机的深渊，才使得欧盟政治精英们在经济社会危机的紧要关头把精力大量分散到了推行 “人道养鸡”、考虑强制企业提升女高管比例等等之类的事务上。而这些事情即使一眼看去貌似 “正义”，却未必合理未必行得通。在危机火烧眉毛之际更绝对是不急之务，而且已经造成了欧洲 “鸡蛋荒”等后果。欧盟政治精英们在这样的时候花费这么多精力干这些事情，只能更让人降低对欧洲经济复苏的预期。有鉴于此，必须说明一点，我国政府下调经济增长率目标值，绝不意味着决策层放弃经济增长和继续赶超的目标：
   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率目标需要考虑两项基本目的：其一是确保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其二是保证横向比较高于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与我国激烈竞争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国从发展中国家飞跃的目标。在经济社会遭遇重大冲击之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还应当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克服当前危机。
   今天之所以无需过度强调 “保八”，而是可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减轻对各方面资源和社会的压力，原因之一是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即使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也足以创造足够新增就业机会。原因之二是新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段比较长的萧条时期。1993~2002年间，世界经济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3.3%，2003~2010年间依次为3.6%、4.9%、4.6%、5.3%、5.4%、2.8%、-0.7%和5.1%。
   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意味着持续较快经济增长的好时光正在过去，我们可能正在进入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下行阶段。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率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而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坚持原来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难度和代价会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由于其它国家在此环境下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即使我国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却仍然能够确保我们经济增长快于其它国家，确保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继续提升。印度被西方舆论界捧为最有希望赶超中国的后发发展中国家，去年年初，该国从总理到财政部长，热议的话题是经济增长率能否突破10%大关，从而实现其经济增长率赶超中国的多年夙愿；结果去年经济增长实绩逐季下降，到第四季度已经掉到了6.1%；更不用说发达国家普遍只有百分之一二甚至萎缩的预期增长率了。也正因为如此，倘若有朝一日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失速，主要竞争对手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超越中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上升趋势有前功尽弃之势，我们必须确保重新启动经济强劲增长的强大行动能力。 (未完待续)(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