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引来各界关注，先是有媒体爆料 “即将开工”，后有项目建设公司出面予以否认，称“仍在做前期准备”。此事余波未尽，河北又爆出 “正研究沧州核电站项目”。一时间，自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已沉寂数年的核电建设话题，再度走进公众视野。
   “桃花江项目肯定不会开工，因为根据要求， ‘十二五’期间就不安排新的核电项目建设。”日前，中核工业集团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对记者表示， “近年来，湖南对于核电建设一直比较积极，要做首个内陆核电，对此前期已经投入数十亿元资金，但能不能建，何时能建，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现在可以说，对于核电建设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十分着急。”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核能分会筹备组副组长田力说道， “政府层面有环保压力，而企业则是生产经营方面的压力。有企业反映，说建了8套核电生产能力，可是到现在1套也没用上。如果核电再不重启，长此下去恐怕不仅仅是政府企业财力、物力、精力的浪费，更严重的是人才队伍的流失”。
   田力呼吁，国家应尽早出台 《原子能法》，从法律层面规范和约束核能开发与利用， “至少不能因为政策以及其他原因而中途停顿，一定要保证核电项目平稳持续建设。”
发令枪迟迟未响
   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核电建设经历了从谷底到巅峰再到谷底过山车般的轮回。尤其是在2005~2010年黄金发展期，由于电荒、产业转型、清洁生产、环保、GDP增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核电建设热浪席卷全国，最多时有十多个省份在同一时间提出了建设核电的迫切要求和愿望。
   在地方政府看来，投资兴建核电可谓一举多得。据了解，根据投资对GDP的拉动效应比例系数1∶1.5计，以桃花江核电为例，700多亿元的工程投资即可拉动1000多亿元的GDP增长。
   税收方面，桃花江规划的4台核电机组建成达产之后，发电量每年将达到380多亿度，如果按国家统一定价计算，大概能创造150亿元左右的收入，给当地可以创造30亿~40亿元效益。而在民生方面，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地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能推动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并能改善环境质量。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地方政府对于核电建设情有独钟。
   基于核电的种种优势及作用，政府相关部门也曾一度把核电装机规划提高到2020年装机容量达8000万~9000万千瓦。彼时，核电界从业者毫不掩饰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装备制造业更是全面动员，为核电建设腾出空间，并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只等发令枪响。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业界大失所望，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中国核电建设进入全面停顿状态，装机容量规划腰斩一半。
核电发展希望重燃
   “我国已向世界承诺，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到2020年将达到15%的目标。如果东部不上煤电，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那只能是发展核电。”近日，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副司长何永健在2014年电力规划发展论坛上指出，当前核电在我国能源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决不能忽视，它对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能源结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
   “核电的作用不言而喻，关键是我国要有正确的核能观，要充分认识到核能的战略地位，它是人类未来能源发展起主导作用的高新能源。”田力说，“在我看来，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包括最近的一些表态，应该是传递出一些积极信号。”
   “这两年在中国停建核电项目的同时，俄罗斯、美国以及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放慢核电建设的步伐。他们在国际上表现格外活跃，尤其是俄罗斯最为引人注目，几乎狂揽全部国际核电订单。”田力说， “现在不仅仅是石油贫乏国家，甚至是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也都在寻求核能利用的可行性。中国政府高层或许已经注意到这些动态，所以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支持核电发展的观点。”
   这恰恰是中国核电界最为期待的一种声音。
理顺国内放眼世界
   田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关于核电，很多部门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相互埋怨，职责不清，导致管理混乱。其背后根本原因是没有统一指令，没有法律作为指引，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政府部门没有行使职责的先后顺序，互相推诿，项目审批久拖不决。而业界企业之间则重视自身利益，很难顾全战略全局，这样的话非常不利于行业发展和国家能源战略安全”。
   谈到 《原子能法》，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赵志祥则指出，《原子能法》是一项重要的母法，它的研究制定将对核电规划以及核安全规划起到约束和引导的作用。据赵志祥介绍，目前由于各方面原因， 《原子能法》虽有牵头单位在进行讨论组织实施，但面临的实际困难很大，短时间内难以完成。
   赵志祥说， “现在 《原子能法》已经列入人大立法计划，但属于三类，时间上很难保证。人大环资委目前正在考虑先行起草出台 《核安全法》，这个会比 《原子能法》要快一些，操作起来困难也会相应少一些。”
   “现在都说简政放权，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就需要 《原子能法》，把相关产业、政府部门的责权讲清楚，只有这样核能的利用发展才有更大的空间。”张禄庆说。
   据了解，我国提出 《原子能法》已经有些年头，但立法进程十分缓慢。分析其中原因，立法主体错位、概念不明确、事业管理边界不清晰、体制机制多变、责权部门分散等导致了法律久久不能出台。
   田力指出，目前在国内政策尚有待确认的大背景下，核电装备制造企业应该顺应改变思路，在服务、运营、制造等方面大胆 “走出去”，通过参股、竞标等多种方式，参与到国际核能核电产业循环链中。 “俄罗斯现在为什么订单多，还不是在我国应用建设得最好。反观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核电技术，为什么我们不能尽早开工建设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未来核能发展重点，或者说话语权影响力，在于理顺国内、放眼世界”。(本报记者 杨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