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目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基础和良好条件没有改变；2016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稳健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房地产投资正触底企稳；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新动力正在加速形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6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蓝皮书指出，在国内宏观调控在坚持稳中求进的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性正在不断巩固和增强，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6%～6.8%。
   2016年是中国 “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由于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结构性减速压力，宏观政策需要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对此，专家建议，积极财政政策需兼顾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的平衡。
   与会专家表示，实现2016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除了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我国还要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一要大力发展新经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更快发展；二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促进消费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兼顾需求侧和供给侧平衡
   蓝皮书指出，2016年，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结构性减速压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对于保民生、防风险十分必要，宏观政策需要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积极财政政策需兼顾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的平衡。
   在需求侧上，从短期看，平衡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主要来自需求侧，因此，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时，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仍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应加大财政支出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对公共领域的投资；在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增大背景下，债务置换是稳增长、防风险的重要举措；应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和推广PPP模式，发挥其他辅助性的财政政策作用。
   在供给侧上，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着力促进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动力顺利转换。蓝皮书认为，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应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用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收入分配调整。
五方面发力推动经济二次转型
   与会专家指出， “十三五”期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此次转型被定义为经济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中国正在开始第二次转型，即经济从工业化转型为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目前，我国2015年城市化已超过55%，人均GDP按国际标准推算超过了7000~10000美元标准，进入到了二次转型阶段。二次转型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服务业占比变高，也不是消费占比变高，更不是城市率有多高。很多这些值高的国家大量陷入了中等收入。如拉美国家，都是三高，即城市化率高、服务业比重高、消费比重高，但经济长期停滞。究其根本，二次转型一定要向着结构性创新经济转型，走上高效率内生型经济增长的道路。蓝皮书表述其特征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深度城市化，城市不仅仅是人的聚集，更重要的是其能为人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医疗、信息、文化、社区互动项目等大量现代服务，迅速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推动创新活动。
   二是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如果现代服务业被压抑，则就难以实现二次转型，尽管可能服务业比重高，但多为劳动密集性服务业，成了隐蔽失业的场所，而不是基于人力资本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则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均没有实现，对经济内生增长没有实质性带动性作用，反而成为了低效率部门。
   现代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它不同于低端人力密集的服务业，拉美国家的服务业比重非常高，但多集中于低端人力密集型服务业，形成型的城市隐蔽性失业，没有完成基于人力资本提高的消费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互动，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乏力，经济增长徘徊。
   三是向提高 “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转型。当城市就从建设周期转向运营周期，通过土地买卖扩张的速度就会下滑。在运营周期，主要是对城市进行修补，如：修路补路，所以整个投资带动就很难在上升，所以增长动力转为消费带动经济增长，这时期消费主要是以提高广义人力资本为目的的现代服务业的消费，主要通过教育医药体育娱乐信息等来提高广义的人力资本，从而导致人的创新，推动基于城市消费提升人力资本导致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式。这一消费模式不同于工业化过程中 “消费”是再生产劳动力的一个被动成本项，而基于提高人力资本的消费成为现代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 “投资”项。
   四是从引进设备、模仿等 “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模式变为以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创新活动。城市发展模式也从工业化时期的集中物质制造的 “物质增长极”，转向以知识生产与配置的知识增长极。
   五是加大开放，推进国际化融合。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以一路一带为新的开放战略为基准，自贸区设立、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亚投行设立等，都在表明中国正积极进行国际的开放融合，促进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积极作用。 (中国工业报记者 司建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