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 陆忠伟

   今天的美国正在走 “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回头路。代价惨重，教训深刻。现仅以匹兹堡的沉浮为引子，就相关题目谈几点看法，一孔之见，就教方家。
   一年之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入驻白宫，在其发表的 “1·20”就职讲话中，多次提及 “从匹兹堡出发”。众所周知，在美国的现代工业史上，宾夕法尼亚州的地位举足轻重——匹兹堡曾是著名的 “钢铁之城”、 “汽车之城”或 “纺织之城”。特朗普讲匹兹堡的故事，缘于将该城视作美国制造业 “坟场”及 “美国经济衰落”的象征。
   俗话说，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外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今中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走邪路，应以史为镜，汲取他国发展教训；以史咨政，借鉴他国成功经验。
   匹兹堡的 “墓碑”上镌刻着战后美国“去工业化”、制造业 “斜阳化”及产业 “空心化”全过程。1970年到2015年的半个多世纪间，美国工业的GDP占比从32.17%降到了19.91%，弱化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贸易平衡、就业规模、国土开发、经济增长乃至服务业的 “硬件”支撑造成巨大影响。
   作为 “去工业化”的沉淀，美国经济呈现大服务、小产业、低储蓄、高消费的体制，仅靠本国的生产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要进口大量消费品。2016年数据显示，美国对101个国家有贸易逆差；其实质既是美国利用别国的剩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美国经济的历史方位，构成了特朗普力推美国经济 “从匹兹堡出发”的大背景。
   特朗普发自心底的呼声，折射白宫对经济地盘下沉、国际竞争力弱化及产业空心化的高度警惕，同时表明华盛顿将紧紧扭住“重建伟大美国”及振兴经济的国策，在标志美国制造业跌倒的匹兹堡重新站起来，走回归实体经济的回头路。
   “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U型道路正说明美国掉入了 “去工业化陷阱”。
   换言之，美国 “去工业化”的结果是全国性制造业投资停滞，部分产业资本游离生产领域，即便美联储长期搞 “量化宽松”，但产业资本不仅未回流制造业；而是大规模投向房地产、衍生金融领域。此外，跨国公司为保持利润而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引发疾风暴雨般的对外直接投资，亦造成本土的工业 “空巢”现象。
   匹兹堡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穷国很拮据，富国亦不易。后发赶超、从穷变富、由大变强之路遍布暗礁陷阱。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 “去工业化陷阱”，名目何其繁多，对这些 “陷阱”，学者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也基本肯定这些 “陷阱”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坎儿”，必须跨过去，跨得漂亮。
   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美国重新重视制造业。2009年底，奥巴马政府启动了“再工业化发展战略”，旨在大力发展制造业，振兴本土工业；2011年，启动 《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2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了 《先进制造业的国家战略计划》。
   美国的 “再工业化”，虽是对 “去工业化”之否定，但也并非回归传统的制造业，而是走新型制造业之路。奥与特两届政府的“再工业化”，均有 “高大上”的特点：尖端化、本土化、信息化、智能化，力推产业结构从 “重厚长大”向 “轻薄短小”发展，深化计算机、航空、汽车、机械、电子零部件等产业；以及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生态环保、精细材料等。
   显然，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 “从匹兹堡出发”，旨在确保美国制造业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优势；告别已被历史证明的 “去工业化”模式；改弦更张，借鉴德国推行迄今，且被历史证明成功模式——“结构性去工业化”。美国众参两院已通过3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法案，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到21%，完善经营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回流。
   200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GDP占比有所提升。就白宫工业政策的战略性，有美国教授2012年撰文称， “为什么说现在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该文认为 “人工智能、机器人及电子工业将重塑制造业，20年内，美国将在制造业领域打败中国”。缘何口气如此之大？
   另一位美国学者说， “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2/3是美国企业。他们支配着许多战略产业。” “这种地位是靠其他美国机构的强大支持取得的。劳动力、政府、大学、研究机构、资本市场和军队。五角大楼长期资助国防部高级项目研究局与私营部门合作。”
   谈到文中点到的国防部，中国学者吕德宏一针见血指出： “美国国防部理应归于世界上最大的计划机构之列，美国的军工经济则归于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经济体系之列，这个体系是美国科学技术突破和国民经济的战略发动机。”本人赞同这一论点，为进一步论证，容我引用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甘斯勒的一段话：
   “硅谷”作为 “20世纪90年代美国 ‘新经济’的象征，最初是美国国防部的战略规划模式所造就的，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没有美国国防部的需求、资助和扶持，就没有斯坦福大学；也就没有美国重点理工科高等院校导师带领研究生进行科研和创业的模式”。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承认，“军事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军民互促和军民两用成为美国国家战略规划的基点。”
   进入新时代，中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以量取胜、大而不强的问题，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制造强国；实现创新驱动型的工业化。匹兹堡的故事证明了这一战略转折是英明的；既是对外竞争倒逼使然，更源于主动选择 “结构性去工业化”模式，变GDP增长由 “体力”驱动为 “脑力”驱动；由 “要素驱动”为 “创新驱动”，以巩固制造业的支柱地位。
   企业应该深刻理解，改变观念，在发展思路方面以高质发展思维超越高速发展思维，以创新驱动思维超越要素驱动思维、以更高层次开放思维超越低水平奖出限入思维。对美国的 “再工业化”模式及 “军民融合”模式应用心谋之，向我国军民融合发展重点领域聚焦用力，推进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