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化生成与传播的历史，也是100多年来中国复兴的奋斗历程。以文化为中心视角来审视中国工业史，可以看到，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如何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本栏目将从历史的视角，通过典型案例展现中国近代工业文化的变迁历程，希望通过历史来传播工业文化精神，为工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工业文化的生成过程，并非是润物细无声的人文化的演进过程，而是由血雨腥风的武力胁迫开启的历史航程。
   鸦片战争令大清帝国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也刺激了一部分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在战争中处于冲突最前线的林则徐，战后在被发配伊犁的路上，写信给友人总结战败教训，称：“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因此，林则徐以为要打败英国人，须做到“八字要言”： “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认为与英军对抗，首先就要有旗鼓相当的大炮，否则，即使有岳飞、韩世忠那样的良将，亦只能束手无策，徒叹奈何。
   林则徐已经直观地认识到了坚船利炮这一英国工业文化物质载体的威力，也就有了要引入这一文化的浅白认识，尽管这一引进还只停留在武器本身。这一思想，也就是魏源所总结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
   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清帝国，林则徐与魏源的思想如空谷足音，应者寥寥。整个帝国，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
   对远在北京的朝廷来说，这场在南方发生的小规模战争并未动摇帝国统治的根基。与侵扰沿海的西洋蛮夷相比，太平天国才是清王朝真正的心腹大患。
   西风东渐，展示的不仅仅是坚船利炮所承载的工业力量，西洋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亦从鸦片战争撕开的裂口挤入华夏神州。洪秀全，这个科举失意的落魄读书人，抓住了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抛弃了曾经信奉的孔孟之道，利用腐朽的清帝国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掀起了一场改朝换代的起义风暴。太平军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动摇了清帝国的半壁江山。
   然而，在长江流域，太平天国遇到了它最强悍的敌人——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汉族儒臣组建的地方武装。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15岁在同族家塾里学习 《周礼·仪礼》，兼及 《史记》 《文选》，25岁时到京城读书，研读经史，31岁时以朱熹之书为日课，致力于宋学。也正是在他31岁这一年，英国人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年，战争结束，而那时的曾国藩只是一个更加致力于程朱之学的儒生，与倭仁等鸿儒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可以说，身处巨变之世的曾国藩，此时还是一名非常传统的儒生士大夫，踏上了无数中国读书人曾经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一开始，洪秀全也未尝不想通过这条道路攀向帝国金字塔的上层。但洪秀全失败了。而洪秀全失败后的举动，又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对儒生曾国藩来说，创立拜上帝会的洪秀全乃不共戴天之敌。在 《讨粤匪檄》中，曾国藩写道：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年前礼义之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因此，曾国藩率领湖南子弟组建湘军对抗洪秀全，不只是出于保存大清朝的忠孝大义，也是为了捍卫他所信仰的孔孟之道。
   这种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以东西方文化观念对立的形式呈现出来。而随着战争的白热化，交战双方均开始采用西方工业制造的新式武器，这又体现出了新的时代气象。
   攻克南京之后，太平军就开始求购并运用西洋武器，给清军带来极大的震慑。据说，1862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的部队轰击湘军时， “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以至于战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如此描述太平军： “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1865年，清将左宗棠亦称： “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支贼匪不有洋枪洋火……上年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为了打赢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儒生领导的清军武装也不得不开始采用同样的西方武器，而这就为进一步引入西方的工业打开了大门。
   太平天国尚未被扑灭，而英国、法国又挑起了第二次对华战争。这一次，英法联军直接对帝都北京发起了进攻，整个帝国中枢的陷落，终于使更多的中国人惊醒——曾让四夷宾服的天朝已成旧梦，西洋人的大炮轰开了一个万国竞存的新时代。
   没有大炮，大清帝国将无法继续存在；没有工业，就无法制造挽救帝国危亡的大炮。如此简单的道理，一经曾国藩等儒家士大夫们切身体会，就成了中国工业化的逻辑起点。而这一朴素的真理，使工业文化开始在儒教帝国的躯体内孕育萌发。
   （编自 《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严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