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不是由商人、工匠和企业家发动的，而是由儒生士大夫率先推动的，这也就给中国的工业文化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曾国藩是这些师法洋人的儒生士大夫的一个典型，与他类似的还有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本来走着中国士子数千年来饱读圣贤书然后将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老路，但被西方工业巨大的威力震慑之后，他们相当现实主义地开始追求变革。不过，这些儒臣并不认为孔孟之道本身有何缺陷，他们认为大清帝国只是在坚船利炮上输给了洋人。于是，变革之道，也就只在于仿造洋枪洋炮和轮船等工业产品了。
   1860年，曾国藩在奏章中说 “将来师夷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就在安庆创办了安庆内所。曾国藩认为，中国可以先从西方购买轮船与枪炮，然后寻访能工巧匠，试着仿造，这样不过一两年，西洋机器也就成为中国的寻常之物了。事后来看，曾国藩过于乐观地低估工业发展的难度了，但他的从引进到仿造的思路是正确的。
   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来说，安庆内军械所和此后李鸿章创办的上海、苏州洋炮局，不过是小试牛刀，真正的工业大手笔是1865年创办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而该局的创立与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有直接关系。
   1863年，正在从事茶叶生意的容闳收到了老朋友张斯桂的信，张斯桂在信中代曾国藩传达了希望与容闳会面的意思。在正式会谈中，容闳进言曾国藩，希望他不要办一个如安庆内军械所那样单纯的兵工厂，而 “应先立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这个 “母厂”当系拥有 “制器之器”的“机器厂”。所谓 “制器之器”，就是指能够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机床。
   可以说，容闳的眼光是相当具有战略性的，他的构想决不是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为中国打下工业自行发展的基础。对容闳的建议，曾国藩表示支持，并给了他极大的自由——出国购买建厂所需设备。而这家1865年设立于上海的机器厂，就是今天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局。
   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对于江南制造局“制器”有两点主张：其一，要能够真正去制造机器而不是从国外买来零件组装；其二，要能够学习并掌握工业制造背后的科学原理。这两点，对于初生的中国工业文化来说是异常重要的。
   曾国藩的见解，与容闳的影响或有一定关系。据容闳自述，他曾于1867年趁曾国藩视察制造局时， “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据称曾国藩 “极赞许”，并很快实施。于是，江南制造局不仅实现了为中国 “制器”，还将 “格致”，西方科学与技术知识带入中国。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将儒家传统的 “格物致知”转化为一个可以接纳西方现代科学的容器了。曾国藩将翻译西书视为 “制造之根本”，江南制造局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文献一事上更是不遗余力。因此，江南制造局也成为19世纪晚期中国吸纳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渠道。
   可以说，江南制造局的创立，以及其对“制器”与 “格致”的传播，正是工业文化在中国萌生的具体体现。在 “格致”之光的照耀下，中国人的 “制器”已不再是承袭于《考工记》的传统制造文化，而是一种真正的工业文化。然而，这种工业文化虽然在其一切表征上都像洋枪洋炮一样，是一种舶来品，但是，其内核与真正的生命力，却仍然是中华文化传承千年的自强不息之精神。这也使工业文化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自 《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严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