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 “制器”孕育了中国工业，其倡导的 “格致”也是中国工业文化的萌芽。在新事物出现的初期，势必会有反对的声音出现，一场关乎中国工业文化存亡之大辩论正在悄然展开。
   在江南制造总局创办以后，另一名洋务派干将左宗棠在福州创立了船政局，希望专门制造西洋轮船，避免受制于人。而福州船政局等轮船制造局的出现，可以说是引起这次中国工业发展与否大辩论的 “导火索”。
   曾国藩的老师倭仁上奏皇帝，认为 “天文算学为益甚微、所损甚大”其根本的理由在于：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这段话，可以说是晚清反工业文化的纲领性论说。
   在保守化的儒学统治之下，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贬低制造与技术的文化。在正统儒家学说看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道德与人心。一句 “不过术数之士”，恰是正统儒家文化借倭仁的口，表达了对制造与技术的轻蔑和鄙夷。
   当然，除此之外，倭仁在奏折中强调得最多的还是不能向西方学习。在这位鸿儒看来，即使不得不发展工业，也不必请洋人当老师。倭仁所念念不忘的，是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奇耻大辱。在他看来，与洋人议和已是不得已，又怎么能够忘记仇恨和耻辱拜洋人为师呢？
   这种仇外与优越感相交织的民族情绪，在醇郡王奕课的奏折中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他不仅建议朝廷 “摈斥异物”，将无用的西洋物品一律扔弃，甚至还建议朝廷下令各督抚“设法激励众民”，对待来华外国人要 “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
   到了1872年，关于要不要发展工业的辩论进一步升级了。当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奏请朝廷停办上海和福州的两个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制造轮船的花销全部由国家负担，而朝廷连年拨给该局的经费累计达四五百万银两，这被宋晋认为 “靡费太重”。于是，宋晋列举了中国人自造轮船有碍议和、轮船无用等一系列不利条件，希望朝廷停止此项工业活动。
   宋晋的奏折挑明了中国自造轮船存在的问题，而且代表了一大批官员的不满。如果清廷采纳了宋晋的建议，则中国的工业文化将面临夭折。
   宋晋的奏折当然遭到了一批洋务派大臣的反对。曾国藩率先作出反应，可惜不久他便离世。一手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亦发起反击。他认为，造轮船是 “未雨绸缪”，如果这种行为都 “有碍议和”，那中国干脆 “尽撤藩篱”好了。同时他还认为，制造应为“熟能生巧”之事，不能 “浅尝辄止”。
   继沈葆桢之后，主持江南制造局的李鸿章也发起对宋晋的反击。尽管李鸿章对造轮船的兴趣没有造枪炮那么大，但他终究是中国最早的工业主义者，认识到了停造轮船对于整个洋务运动推行的威胁。
   在反击宋晋的奏折中，李鸿章将笔锋直指宋晋等一班守旧儒生的根本症结： “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可以说，李鸿章此论是从思想观念上对守旧儒生的根本清算。
   因此，由宋晋挑起的要不要继续造轮船的政策辩论，被李鸿章抓住了思想上的要害并予以反击，称得上是中国工业文化与反工业文化的第一次正面大交锋。
   李鸿章在分析了宋晋的思想问题后，面对具体的财政困境，李鸿章也提出了解决之策——由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局造商船来发展中国 “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的航运事业。这就是日后清廷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缘由之一，也是洋务运动由发展军事工业到发展民用工业的转折点。
   可以说，李鸿章对宋晋的反击，不仅在思想上正本清源，而且拿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这就使清廷继续兴办工业，而中国的工业文化也由此免遭天折。
   综观整个所谓同治中兴的时代，在内外军事挑战的压力下，大清帝国终于开始迈上工业化的征途，中国的工业文化也从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等一批军工企业和一批洋务派干将的坚持下萌生、发轫。
   （编自 《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严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