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商意盈 马 剑 许舜达
   小到村头菜市场的建设，大到一座城市的精密运转，背后都是一篇治理的文章。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浙江以科技驱动创新 “最多跑一地”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用法治思维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 “疙疙瘩瘩”，将平安作为高水平发展的底线，延伸出构建和谐平安社会的新路径。
化群众智慧为群治力量
   在太湖南岸的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28位女企业家组成的 “平安大姐”工作室是当地纠纷调解的金名片。发起人徐维丽来自辽宁省海城市，2003年来到织里镇经营童装，把织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2017年底，织里一家服装厂负责人跑路引发集体讨薪，多亏 “平安大姐”及时介入化解矛盾，确保了工人们回家过年。 “平安大姐”工作室只是浙江推进法治、德治、自治 “三治融合”建设的一个缩影。在浙江，依靠群众并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共识。浙江全省社会组织从2007年的2.4万个增加到2018年的5.5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位居全国前列。
   一个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农村菜市场，却因村民认为村干部 “有利可图”而搁置。在宁波市宁海县，这场乡村治理风波最终因 《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的出台而化解。
   2018年，沾着泥土气的 “宁海经验”写入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决定》。决定提出，实现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村 （居）全覆盖，防止基层 “微腐败”，促进乡村治理。
让城市运转 “耳聪目明”
   在 “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门口一行标语颇为醒目——找个说法、想个办法、解难 “最多跑一地”。 “老百姓碰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个办法解决问题。”负责人李国女说，中心已基本实现部门 “应入尽入”。
   综合信息指挥室大屏幕上，各类数据流交汇显示，为中心运行提供大数据支撑。截至6月底，该中心共登记群众来访1681件，分流至信访、公安、各类调解组织等渠道。
   通过发动社会多方力量参与，浙江形成了县 （区、市）、镇街、村社三级联动的金字塔形矛盾化解模式。2019年，该省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0.4%，法院新收诉讼案件由连续多年高位增长转为下降。
   不仅矛盾调解 “耳聪目明”，城市治理也心中有 “数”。从 “数字治堵” “数字治城”到 “数字治疫”，杭州运用城市大脑有效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
   “市民可以更好地触摸城市脉搏、感受城市温度、享受城市服务。城市管理者也可以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作出科学决策，提高城市治理效能。”中国工程院院士、杭州城市大脑技术总架构师王坚说。
   据统计，杭州城市大脑目前包括公共交通、卫生健康、基层治理等11大系统48个应用场景，日均协同数据1.2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