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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为了打破美西方的不对称性竞争和全球遏制战略，我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积极沟通磋商推进中。而要加入CPTPP，我们必须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这就要求深化国企改革提升其现代化治理。
   国企聚焦主业主责，最应该做的就是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与综合能力，多从事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的主动补位；多从事绿色发展、节能低碳、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技术、绿色设备、绿色管理、绿色融资、绿色合作；多从事用市场机制解决不充分发展矛盾，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不平衡发展矛盾，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比如，担负着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全球供给安全使命的某国企集团，虽然高度市场化的经营能够确保企业高盈利水平，也能够完成保障国家战略资源的安全供给的使命，但由于高科技研发投入比较少，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低，国际话语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尚较薄弱。这就是下一步国企改革需要治理的重点方向之一。
   总之，合理擘画国企主责主业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在这方面，日本有过分类治理、明确其责任义务的经验，我们可以根据国情甄别、借鉴。
   问：对国企主责的规划应该遵守怎样的原则？
   答：首先，最需要国企攻坚克难的主业领域，主要是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如初级产品供给安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科技产业金融贸易安全等领域。比如，芯片、光刻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新基建、半导体、新材料等，都是国企应该重点策划开展 “持久战”的主战场。
   上述领域需要大资本持续投入，以构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环境、生态、平台和体制机制，但投资风险也很高，投资周期比较长，短期内不一定盈利。在这些领域，如果只有民营企业孤军深入，搞不好会伤及民企元气。
   比如，在操作系统的创新上，目前除了苹果和安卓，国产系统的创新，还看不到哪家国企真正起到了国家队的中流砥柱作用。
   其次，在涉及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等前沿科技领域，涉及市场话语权、定价权、规则制定权的资本大博弈市场，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安全保障事业上，国企也应当成为主力军。
   再者，国企应在协调共建共同富裕上、在缩小区域和城乡社会差距上、在绿色成为普遍形态上，在探索建设开放生态上，都应大有作为。
   这些领域不是普通商业竞争市场，都是公共服务事业，外资和民资不愿或很少涉足，而国企却责无旁贷。
   除了上述领域国企应该进入外，其他如普通商业领域，国企应尽量减少与民争利的概率。
   问：未来，对国企进行主责主业考核应注意什么？
   答：对国企的考核，最好不要单纯使用净利润指标，因为相当多的公益领域很难盈利。
   2023年是大浪淘沙的一年。在2020年至2022年这三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国内很多国企营业收入萎缩，为完成经济指标考核任务，不少国企都大幅削减各种成本和费用，其科研成果可想而知。这相当于三年的压力测试，可以检验出国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短板、弱项和瓶颈，为下一步国企转型升级、腾笼换鸟创造条件。
   与创新驱动的民企相比，如华为5G算法的横空出世，对于国企创新很有借鉴价值。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多是自由开放创造，而不是汇报材料和KPI指标能够考核出来的。国企考核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