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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锡军：乡村振兴目标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既涉及宏观规划又涉及市场调节。其中，涉及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可以由市场解决，而农村农民问题单纯用市场手段很难奏效，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并需要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工程给予配合。
   我们先说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运用经济学逻辑。既有的农业生产必须升级换代，需要向集约化乃至智能化的机械大生产转型。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只要设计好资本投资、利润回报、行业监管、风险管控制度，民间资本乃至外资都愿意进入。
   但是，农村的民生问题就相对复杂得多。比如道路、交通、水、电、煤、气、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工程等，就需要国家财政的持续投入，当然也可以成为国企积极作为的主战场。
   中国工业报：对于企业 （含国企）服务乡村振兴，国家应该给予哪些支持，企业可有哪些作为？
   赵锡军：乡村振兴是复杂系统性工程。国务院、各部委、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各地方政府需协同推进。首先需从顶层设计角度，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法规及制度 （比如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的投入机制、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的保障机制等等），其次要规划落实好执行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的市场机制 （比如政府和企业按比例配资制度、资产证券化制度、BOT制度等等）。
   完成上述工作后，就可以引导国企发挥主业主责优势，投资乡村振兴事业。比如，要发展文旅产业，可邀请中青旅等国企牵头规划投资；发展种植业可请中粮集团牵头规划，等等。只要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可邀请产业头部的民企和外企进入。
   中国工业报：科技创新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为实现科技自立和科技自强，国企改革应该如何布局？
   赵锡军：要实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必须千方百计延揽高层次拔尖人才，争取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尽快取得世界级突破。国企在这方面，应承担天然使命。
   华为在5G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领先全球。民企能做到的，国企为什么做不到？根本原因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
   本轮国企改革应重点朝这个方向布局，要通过深化改革，国企要能够创造一大批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潮流的成功案例。
   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国企弘扬企业家精神。
   长期以来，国企治理问题始终是老大难。根本原因是我们缺少真正的企业家。未来，国家对国企职业经理人的绩效考评与任命使用，均须价值定位精准化、价值考评科学化。可用党纪国法规避职业投机。对于优秀的企业家，国家应该为其颁发国家级奖章。
   为实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战略，头部国企更应该从主业主责出发，主动承担相应的国家科技战略攻坚项目。
   国家也可以参考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团队签署业绩对赌协议的国际通行规则，制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奖励措施，号召国企职业经理人进行科学治理，凝聚人才，全力以赴组织好科技攻关事业。
   最终，对那些能够达成协议目标的国企管理者，必须给予协议规定的丰厚回报；对那些不能达成协议目标的国企管理者，必须责令走人，以杜绝政治作秀。
   中国工业报：您对未来的国企改革前景有何期许？
   赵锡军：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了国企的价值创造能力。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99家是我们的国企。
   尽管如此，当前很多国企与国际顶尖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科技研发能力上。比如，特斯拉、微软、IBM、苹果等比我们的国企要强很多。他们是国企应该追赶的目标。
   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是聚焦主业主责，确定新战略目标，实现提质增效。
   当前，现代化科学治理已经成为国企改革的最大挑战。无论是资本配置、战略规划、经营管理，还是市场营销和科技创新，都需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治理机制。否则，国企与国际一流企业之间的差距很难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