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新风向 国企改革:企业家精神从哪儿来?
■ 裴金钢 进入3月以来,陆续有多名央企高管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委调查,另有某国有大行高管及某国资龙头车企高管被中央组织部门免职。改革正在走进国企管理层使用与考核的深水区。市场呼吁监管层严格淬炼国企高管的 “企业家精神”,使其无法不自发服务民生福祉。 聚焦主业 提质增效:时不我待 近期,A股国企改革板块接连掀起涨停潮。有的已连续涨停十多天,另有多家企业前赴后继,接力打板。 要知道,像航发科技 (600391.SH)、宝塔实业 (000595.SZ)、国瑞科技 (300600.SZ)这3家企业,其扣非净利润竟为负数,而云鼎科技 (000409.SZ)、国信文化 (600636.SH)2家企业的扣非净利润,也只有0.13亿元和0.68亿元。 如此低的主业盈利能力,真的足以支撑股价涨停吗?很显然,这是有投资者用脚投票,用真金白银去打板敲钟,为 “国企管理层除旧布新大换血”式改革叫好! 实事求是地分析,近年来,国企经营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比如,企业经营管理乱象:先把收入规模做大,再把营业成本做大——把薪酬、奖励、激励、福利、营销费用、管理费用等全都提上去,博取民主评议高分;至于企业主业净利润,则能剩多少是多少。由于主业净利润不属于管理层KPI考核指标,所以没人问没人管,谁也不在意。这种乱象绝非臆测,而是由铁一般的财务数据支撑的事实。 首先,A股国企改革板块内99家企业的经营收入数据,确实非常漂亮。截至2023年3月23日,上述99家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已超过1132.74亿元,着实令人欣喜。其中,营业收入最多的3家企业营收规模分别为24554.01亿元、15352.74亿元、7984.22亿元。 其次,A股国企改革板块内99家企业的平均经营成本数据的确惊人。截至2023年3月23日,上述99家企业平均营业成本超过899亿元;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值平均接近79.38%。其中,有31家国企比值在80%至90%之间,有5家比值在90%至100%之间,有2家的比值在110%至157%间。 再者,A股国企改革板块内不少企业主业净利润数据颇让股东郁闷。上述99家企业扣非净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平均只有16.32%。其中,有6家扣非净利润与营业收入比值为负数,即扣非净利润亏损;有22家比值大于0小于5%。 针对上述现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赵锡军认为,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国企改革提出 “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企聚焦主责主业优化重组、提质增效”的目标,这对改良上述经营管理乱象颇有针对意义。 经管失能:机会主义难奏效 据业内人士透露,那些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中纪委国家监委处理,以及被责令退休的国企高管,在没被处理之前,其高调子可都唱得 “咕”“呱”乱响。这种现象,显然已经被国家注意到了。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 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近期被组织部门处理的某国企领导,在任期内企业产销规模接近折半,企业内部怨声载道。在他被处理后,业界人士竟奔走相告。 深入分析种种案例不难发现,机会主义是导致国企职业经理人不思恪尽职守的思想根源:职业投机者一门心思琢磨的,无非是以下两大“职业要事”。 其一,不管14亿国民收入水平如何,先把国有企业变成 “类集体企业”,让本企业内部员工 “共同富裕”起来。这些投机者整天琢磨的是如何为自己和员工提薪酬、搞福利,如何轻轻松松地把自己那份股权激励权益尽早归属到位。 其二,阳奉阴违假借政治学习大行懒政怠政之实。他们天天研究怎样讲大话、唱大戏,而对国企主业主责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他们放任国企经营成本无限飙升,致使国企主业净利润在泥潭中爬行。 有上述问题的国企,大多科学治理机制不完善,人浮于事,因此效能低下。对这样的国企进行改革,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对问题痛点狠下杀手。 毕竟,机会主义者的人生目标与真正的企业家相比,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东西;而国企的主业主责和提质增效事业,不能成为投机客练手做实验的小白鼠。 改造政企旋转门:淬炼企业家精神 面对国企改革的职业经理人激励问题,很多人都会问:同样是企业管理者,国企管理者与民营企业家到底有何不同?答案当然有很多。其中较为中肯的一个是,他们的后路根本不同。 据分析,目前国企管理者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渠道四通八达,而相关的人事选调、选拔门槛不高,只要满足级别、资历、学历、年龄等方面的要求,且行政机关部门需要,便可以通过调任、选调等途径由企业编制转为公务员编制。 “国企管理者背后,隐藏着一扇人生成败转场的旋转门。有了这扇们,国企管理者就很难内生出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探讨新时代国企改革职业经理人激励问题时,很多专家如此判断:为国企管理者预留从政的资格与待遇,却不对其从政设置主业主责的效益指标门槛,这很难避免少数国企管理者去动 “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投机之心。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把企业主业利润率经营好,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会想尽办法做主业搞经营,这就是 “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制度背景。 在改革初级阶段,为国企管理者预留政企发展的机会旋转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新时代,国企在资本实力、经管人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今非昔比,激发管理层价值创造潜能的市场手段更多种多样。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认为,为达成 “聚焦主责主业、提质增效”的国企改革战略目标,改良国企管理层公务员调任选调机制,堵住可被投机套利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漏洞,将有利于淬炼国企管理者的 “企业家精神”。而作为经济人的国企管理者,只有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监管体系下,在无法不为国民福祉服务的制度环境中,才能自发开动 “创造价值”的经营管理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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