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产兴城以城促产 新型城镇化潜力巨大(上接01版)
实践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互相促进的关系。只有城镇化与工业化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稳步前进。 黄汉权认为,正确处理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往产业都是城镇化的 “配角”,城市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割裂。新发展阶段提高城镇化的效率,必须改变传统高投资、高负债、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路径。 “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布局,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人员之间交流互动和创新型企业发展,推动产业协同升级。”黄汉权说。 工业化和城镇化过去是一对矛盾体,现在成为一个融合体。新型城镇化推动巨大内需潜力转化为强大经济活力,若要使城镇化真正转变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核心是解决城市新移民的户籍、福利问题,让其变成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主体,这就需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高国力表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充分释放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有利于夯实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激发活力真正实现融合发展 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投资实现良性循环,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已经成为我国在人口红利经历 “拐点”之时的重大选择。 高国力认为,新型城镇化不仅能扩大有效益的投资,而且能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是统筹投资和消费的黄金结合点,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从消费看,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新增2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从投资看,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每年将拉动投资需求超过1万亿元。同时,城市更新也将创造巨大的投资需求。 事实上,新型城镇化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在供给侧,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激发创新活力。在需求侧,推动消费不断扩大和升级,有效拉动城市投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支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通过新型工业化来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比如,整合设立制造业领域专项资金,聚焦重点产业链,支持相关城市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培育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比如,出台奖补政策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安排奖补资金80亿元,支持1922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城镇化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不足,超大特大城市对周边辐射带动作用发挥不够等。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应当坚持集约、高效、生态发展模式,走产城融合发展道路,防止 “摊大饼”式扩张,避免出现城镇 “空心化”等问题。要通过绿色、环保、高科技的高新产业发展,真正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说:“我国积极推进 ‘千兆城市’建设,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在城市治理中的运用持续加强,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因地制宜绘中式 “双新”画卷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决定》指出,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 推动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要做到时间上同步演进、空间上产城一体、布局上功能分区、产业上三产融合,着力补齐城镇化建设短板,促进产业集聚、要素集聚、人口集聚,实现以城聚产、产城融合、城乡统筹,推动创新链、产业链、金融链、人才链、技术链 “五链”融合。 高国力表示,对城镇化率较低且农村人口规模大、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和条件的地区,应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有效提高区域综合承载能力。 新型工业化的 “新”,“新”在创新驱动,“新”在结构优化,“新”在融合发展,“新”在环境友好。新型城镇化的“新”,“新”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新”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新”在以综合承载力为支撑, “新”在以体制创新为保障。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周毅仁认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密不可分,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前提之一就是要实现新型工业化。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方面,应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推动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以业聚人。另一方面,应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城乡居民实现共同富裕。 目前,我国处在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但也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表示,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也是随中心城市成本抬升造成市场主体 “溢出”的必然结果。 尹稚表示,近年来,产业链的中下游、产业集群的边缘环节在多数超大特大城市周边已出现明显的、持续的 “溢出”,部分城市甚至出现创新资源的“溢出”。应顺应规律、顺势而为,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 “总部+基地” “研发+生产”等产业联动格局,更好发挥各城市比较优势,提高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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