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文凯

　　当前，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行业数字平台成为驱动产业跃迁、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基石。区别于连接消费者的生活服务平台，行业数字平台深度嵌入产业肌理，是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载体。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其引领行业数字平台建设，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更是服务国家战略、构筑数字中国根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深刻把握行业数字平台内在属性与中央企业核心功能的深度契合，坚持集约共享理念，探索多元协同实践路径，并辅以有力政策支撑，方能激活平台经济的澎湃动能，驱动中国产业巨轮驶向数字化、智能化的崭新未来。

　　内在必然：央企使命、平台属性与时代要求的深度耦合

　　行业数字平台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具有多重复杂属性的新型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形态。其基础设施属性要求构建覆盖广泛、安全可靠的数字化底座，如同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为全行业提供基础支撑。其公共物品属性体现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强调普惠开放、服务整体产业升级，避免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其生态价值属性则要求构建多方参与、协同创新的共生系统，激发网络效应和集体智慧。而潜在的局部市场属性，则需警惕过度集中风险，确保平台发展服务于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的忠实执行者，中央企业在能源、交通、通信、国防等关系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作为产业升级与创新的引领者，中央企业拥有雄厚资本、尖端技术积累、大规模复杂场景验证和跨域协调能力，是突破“卡脖子”技术、定义行业标准的中坚力量。作为经济稳定与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其运营超越单纯商业目标，肩负保障国计民生、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区域协调等重大责任。

　　行业数字平台的多维属性与中央企业的核心功能定位深度契合，决定了中央企业引领高水平行业数字平台建设的内在必然性。一是基础设施属性匹配国家基石功能。 行业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外部性强（强网络效应、广泛正外部性），需要战略定力和长期大规模投入。中央企业凭借国家信用背书、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承担基础性、战略性项目的丰富经验，是构建安全可控、广域覆盖、技术领先的行业级平台底座的最适主体。国家电网打造的“能源工业云网”，构建了覆盖能源生产、传输、消费全环节的数字化支撑平台，为能源行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坚实底座。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合力推进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奠定了关键基础。二是公共物品属性契合社会责任担当。平台的普惠性、开放性要求建设运营者必须超越短期商业利益考量。中央企业的公有制属性和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民生的根本宗旨，使其能更有效地保障平台接入的公平性、数据的安全可控性以及服务的普遍可及性，有效防范平台垄断可能带来的数据滥用、算法歧视、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等社会福利损失。中国电子打造的“PKS”自主安全计算体系，不仅服务于自身需求，更致力于为千行百业提供安全可靠的数字底座，体现了国家队的公共责任。三是生态价值属性呼应链长引领角色。平台生态的繁荣依赖于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产学研用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共创。作为国家指定的重点产业链“链长”，中央企业具备整合协调各类资源的独特号召力和组织力，能够有效构建开放协同、共生共赢的行业数字生态圈。例如，中国宝武集团发起共建的“欧冶云商”钢铁产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了钢厂、贸易商、物流商、终端用户及金融机构等海量生态伙伴，通过数字化重构钢铁流通服务模式，显著提升了全产业链效率。四是局部市场属性要求风险可控与战略引领。平台天然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易于形成市场集中。由中央企业主导或深度参与平台建设运营，有助于在充分发挥平台规模优势、提升行业整体效率的同时，将其置于国家更有效的监管框架之下，防范数据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等风险，引导平台发展服务于国家产业政策目标（如自主可控、绿色低碳、区域协调），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核心理念：集约共享是多元协同推进平台建设的必然选择

　　高水平行业数字平台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主体难以包揽其中所有环节，不同主体在资源禀赋与能力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央企业掌控国家级战略资源、资金实力雄厚、核心技术积累深厚、跨地域跨行业协调能力强、拥有大规模复杂应用场景、具有国家信用背书。地方政府/地方国企深刻理解本地产业特色与实际痛点、掌握区域性政策资源与落地服务能力、熟悉地方特色产业集群生态。其他市场主体（民企、科技企业等）机制灵活、对市场变化和创新机遇反应敏捷、在垂直细分领域拥有技术深度、市场化运营能力突出、创新文化活跃。

　　面对多元主体的差异化优势，坚持集约共享理念，是优化国家资源配置、实现平台效能最大化的核心原则和必然逻辑。其一，坚持集约共享是提升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刚性要求。分散建设、各自为政必然导致重复投资、“数据烟囱”林立、技术标准不一、系统接口复杂，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并严重阻碍平台间的互联互通与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集约化建设能有效避免碎片化，显著提升国家投入的整体效益。其二，坚持集约共享是最大化平台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的内在驱动。只有集中力量、整合资源，才能打造出覆盖范围广、技术支撑强、服务功能先进、边际成本不断降低的行业级平台基础设施，为后续丰富的应用生态繁荣奠定坚实基础，而分散的小平台难以形成有效网络效应。其三，坚持集约共享是实现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的关键前提。统一、开放、共享的平台架构和技术标准，是打破“数据孤岛”、促进数据在合规安全前提下跨主体、跨层级、跨地域高效融通和价值释放的根本保障。集约共享平台是构建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的重要支撑。其四，坚持集约共享是构建生机勃勃开放创新生态的必由之路。集约共享的平台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低门槛接入、获取共性技术能力支撑（如算力、AI模型、开发工具）和创新孵化土壤的机会，有效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避免平台被少数巨头垄断而抑制生态多样性。

　　实践路径：中央企业引领下集约共享平台建设的多元模式探索

　　中央企业正立足行业特性、自身定位及合作生态，积极探索多样化实践路径，其核心在于构建“强核心（中央企业筑牢基座）+广生态（多元主体共创）”的集约共享架构。

　　一是国家级基础平台“筑底”模式。由具有天然网络型基础设施属性的核心中央企业（如通信运营商、能源巨头、算力国家队）主导，承担国家使命，建设覆盖全行业乃至跨行业的国家级、基础性数字平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三大运营商等建设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体系，提供全球通用的标识注册和解析服务，是工业互联网的“神经中枢”。国家推动构建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由相关中央企业在枢纽节点承担建设运营重任，提供普惠算力服务。此类平台聚焦提供通用技术、标准规范、基础算力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等公共产品，如同数字化“高速公路”和“水电煤”，供各类主体广泛、平等接入使用。

　　二是垂直产业链“链式”聚合模式。由在特定产业链占据龙头地位的中央企业（如装备制造、原材料、建筑、农业等领域巨头）担任“链长”，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造深度垂直、解决行业核心痛点的行业级平台。例如， 航天科工集团打造的“航天云网INDICS”平台，不仅服务内部智能制造，更开放赋能外部企业，提供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产品服务化等全链条解决方案，带动了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产业链的整体升级。还有中化集团“先正达MAP”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开放共享农业科技、金融、农产品销售等能力，赋能种植者，构建农业服务生态圈。此类平台聚焦特定产业链，通过开放能力接口、建立产业联盟、共享行业知识库等方式，促进全链条数字化协同和资源优化配置。

　　三是区域特色“协同”共建模式。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地方国企深度合作，将地方优势产业集群和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共建区域性行业数字平台。某大型港口集团中央企业与沿海某省港务集团合作，共建区域智慧港口大脑平台，整合港口作业、物流、贸易数据，提升整个区域港口群的协同效率和智能化水平。某石化中央企业与地方化工园区合作，共同投资建设园区级的安全生产、环保监测一体化平台，服务园区内所有企业。此类模式实现了中央企业的先进技术、雄厚资金、跨域协调能力与地方政府对本地产业的深刻洞察、属地化政策资源、地方国企的落地服务能力的优势互补，精准服务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四是能力开放“赋能”型平台模式。中央企业将自身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沉淀的先进技术（如AI中台、大数据平台、工业软件）、管理经验、行业知识、算力资源等进行标准化、模块化封装，通过开放平台（API接口、开发者门户、应用商店）向行业伙伴，特别是中小企业输出。国家电网公司打造“能源大脑”开放平台，对外提供电网运行、新能源预测、能效分析等领域的模型、工具和数据服务接口，赋能能源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部分制造中央企业将成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解决方案、工业APP向同行业中小企业开放订阅使用。该模式显著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和试错成本，避免其在基础能力建设上的重复投入，促进先进经验、技术和知识在行业内的快速扩散和共享应用，是集约共享理念的直接体现。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央企业需着力构建安全可控、先进集约、灵活扩展的平台技术基座，确保核心能力的自主性和平台运行的稳定性；同时，通过制定和推广统一标准、建立透明的共建共享机制（如数据共享规则、收益分成模式）、积极培育开发者社区、提供创新孵化支持等方式，主动开放核心能力，切实赋能并广泛吸纳地方政府、地方国企、民营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平台生态的价值创造，实现从“中央企业建平台”向“生态共舞”的转变。

　　支撑体系：赋能中央企业引领高水平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

　　为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在引领高水平行业数字平台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克服实践中面临的挑战，需构建系统性、前瞻性的政策支撑体系。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制定国家战略规划，出台《行业数字平台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平台层级体系（国家基础、行业级、区域特色）、中央企业在关键领域的牵头责任及发展重点。建立高效协调机制，设立跨部门（工信、发改、国资、科技、网信、数据局等）、央地协同的高层级协调机构，着力破除行业壁垒、政策冲突和数据分割，为集约共享和互联互通扫清障碍。建立国家级平台图谱与动态管理机制。

　　二是筑牢数据要素与核心技术基础。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加快完善数据产权界定、流通交易规则、收益分配机制、安全治理体系，为平台数据安全合规融通与价值释放提供法律保障。支持中央企业探索建设/运营行业级可信数据流通设施。集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设立国家专项基金，采用“揭榜挂帅”等机制，支持中央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重点突破工业操作系统、高端工业软件、核心工业芯片、平台安全架构等“卡脖子”技术。鼓励中央企业建设开放实验室、开发者中心，培育平台创新生态。

　　三是创新资源保障与激励机制。强化多元化投融资支持，探索设立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综合运用特许经营、基础设施REITs、政策性贷款贴息、专项债等工具，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平台建设运营，缓解中央企业长期投入压力。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对中央企业承担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平台任务，建立差异化考核指标（如生态繁荣度、赋能效果、技术突破、安全可控），合理区分商业回报与战略投入，提高容错空间，鼓励长期投入与生态培育。

　　四是构建适应性的治理与开放生态框架。明确责任边界与最佳实践，针对中央企业平台特点，制定在数据安全、算法公平、平台规则透明、生态内竞争、劳动者权益等方面的责任指引与最佳实践规范。鼓励中央企业探索负责任的平台共治模式（如规则共商、争议协调），树立行业标杆。深化开放合作政策，出台《鼓励平台开放共享细则》，明确中央企业在能力开放（API、工具）、数据共享（分级分类）的范围、标准与权益保障。支持建立基于统一标准的互操作机制，鼓励举办开发者大会、创新赛事等，繁荣平台应用生态。

　　中央企业引领高水平行业数字平台建设，是时代赋予的战略使命，是多重内在逻辑驱动的必然选择。深刻理解平台属性与中央企业功能定位的深度契合性，将集约共享理念贯穿于平台规划、建设、运营、治理的全生命周期，是释放平台经济巨大潜能、避免资源错配与市场失灵的核心密钥。通过积极拥抱多元协同的实践路径，并在系统性政策支撑体系的赋能下，中央企业必将在筑牢数字中国基石、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塑造国家数字经济竞争新优势的伟大征程中，发挥更为强大而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电信研究院战略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