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振英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扩大内需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并强调“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为我们深刻把握和扎实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立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当前，立足新发展阶段，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不仅是为有效应对短期波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关键举措，更是着眼于长远、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厚植内生增长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这既是夯实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
坚持扩大内需是时代必然选择
扩大内需的提出与深化，并非短期逆周期调节的权宜之计，而是植根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逻辑、顺应全球趋势演变、回应人民需求升级的深刻必然。
第一，契合大国经济发展规律。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内在要求。中国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其内需市场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2024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消费结构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然而，与发达经济体普遍超过70%的最终消费率相比，我国目前约55%的最终消费率，既揭示了内需潜力尚未充分释放的现实，也指明了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消费动能的战略方向。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推动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是大国经济实现内生性、稳定性增长的必然路径。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必需。当前，全球经济步入低增长、高波动阶段，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区域化、本土化重构压力。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易受国际市场需求收缩、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冲突的多重冲击。因此，将发展立足点深植于国内大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不仅是增强经济韧性的现实需要，更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长远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支撑。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关键时期，面临人口老龄化加深（2023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1.1%）、传统要素红利递减等结构性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实现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强大且持续升级的内需，能够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与稳定的市场预期，引导资本、人才等要素向高附加值领域集聚，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内生动力。
第二，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部分领域无效供给过剩与优质供给不足并存。扩大内需，特别是以消费升级为导向的需求牵引，能够向供给侧传递清晰的市场信号，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加强技术创新、优化服务供给，从而实现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动态匹配。例如，成都等地通过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促进文商旅体融合，不仅激发了本地消费活力，也推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畅通了区域经济微循环。
驱动科技自立自强的市场引擎。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技术创新最宝贵的“试验场”与“加速器”。市场需求是诱导技术创新与扩散的重要力量。庞大的内需规模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供了早期应用场景与迭代反馈机会，能显著降低创新风险、缩短创新周期。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2024年国内销量达950多万辆，连续多年全球领先。正是国内持续增长、对绿色智能出行需求旺盛的市场，支撑了我国在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的快速突破，形成了从市场优势到技术优势、产业优势的良性循环，生动体现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辩证关系。
奠定高质量发展根基的核心动力。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2024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80%左右。消费驱动型增长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其直接根植于民生福祉与人的发展。以内需特别是消费为基础的经济扩张，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结构向更加均衡、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方向演进，是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一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根本动力。
第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扩大内需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统一性。一方面，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可有效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当前城乡收入比约为2.45:1）。另一方面，消费本身即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共享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内需的扩大过程，也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
补齐民生短板的聚焦方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为对更优质教育、更可靠医疗、更舒适居住、更丰富文化供给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当前，我国在托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仍存在明显短板。扩大内需战略聚焦这些民生关切，通过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仅能直接提升民生福祉、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也能释放被抑制的服务消费潜力。例如，提高婴幼儿入托率、增加养老床位供给、提升社区养老服务品质等举措，既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培育壮大服务消费市场、创造新增长点的有效途径。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体现。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居民消费正加速从实物型向服务型、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与享受型转变。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休闲、健康管理、终身教育等服务消费快速增长，2024年我国体育消费规模已突破1.8万亿元。这些消费领域的扩张，不仅推动了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身心健康、个人成长等方面的多元化、高层次需求，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文化支撑。
扩大内需的成就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中央层面连续出台《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等纲领性文件，并配套实施了一系列减税降费、促消费专项行动、加大民生领域投资等具体政策措施，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内需增长仍面临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制约，潜在需求尚未充分转化为有效需求，内需体系整体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一，要成就。
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巩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消费“压舱石”与“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服务消费增长持续快于商品消费，2024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速高出商品零售4.8个百分点。上海、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五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在集聚高端消费资源、创新消费模式、打造消费地标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推动消费市场向高品质、多样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投资的关键作用优化增效。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更加聚焦于补短板、强基础、增后劲。2024年，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10.5%），显著高于全部投资增速，表明创新驱动领域的投入持续增强。“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截至2024年累计建成5G基站超过300万个，“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初步形成。这些投资既拉动了当期经济增长，也为长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内需体系不断完善畅通。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快，流通效率与供应链韧性得到提升。2024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已降至14.3%，较2012年下降约5个百分点，反映出物流成本的显著降低与流通体系的持续优化。数字化消费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达27.1%，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成为常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要素与商品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逐步减少，市场一体化水平有所提高。
第二，深层挑战。
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提升。收入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尽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但收入分配格局仍有优化空间，基尼系数（2023年约为0.467）仍处于较高水平，制约了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压力较大，叠加未来预期不稳，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消费意愿受到抑制。2024年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6个百分点，反映了消费意愿的相对审慎与消费信心的有待增强。
供给体系与需求升级尚不匹配。供给侧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与引领性仍有不足。部分国产品牌在产品质量、设计创新、品牌文化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导致国内部分中高端消费需求外流。2024年，我国跨境购物规模达2100亿美元，而国产品牌在部分中高端消费品市场的占有率仅为45%左右。“有需求、缺供给”与“有供给、缺需求”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供给侧改革需进一步深化。
国内市场循环仍存堵点卡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隐性壁垒。一些地区在市场监管、标准认证、政府采购等方面存在地方保护与区域分割现象，阻碍了要素与商品的自由流动，抬高了交易成本与流通费用。市场调查显示，约58%的受访消费者认为跨区域消费的体验与权益保障有待改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任务依然艰巨。
社会预期偏弱制约需求释放。预期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关键变量，受国内外复杂环境影响，部分市场主体与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就业稳定、经济前景的预期偏弱，信心有待提振。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上升，而倾向于“更多消费”与“更多投资”的占比下降；就业预期指数也处于收缩区间。预期转弱是当前扩大内需需要着力破解的难题。
新时代扩大内需的实施方略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扩大内需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遵循“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原理，加强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从收入分配、供给创新、投资优化、制度保障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构建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政策体系。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促进共同富裕、夯实消费基础的核心任务。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力争年均增幅不低于4%。完善技术工人薪酬激励与职业发展通道。支持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拓宽经营性收入来源。
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与精准性。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10.2万亿元，重点向欠发达地区和基层倾斜。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2025年基本实现，增强制度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与互助共济功能。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切实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探索数据要素等新型分配方式。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探索建立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体系，让数据要素价值更公平、更有效地惠及全体人民。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机制，落实科研人员股权激励、税收优惠等政策（2024年惠及超50万人次），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
第二，推动供给侧改革。
深入实施“品质革命”。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鲜明导向，在重点行业推动企业开展质量比对、质量攻关与标准提升行动。鼓励企业制定并实施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预计到2025年，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将达到94.5%以上。加强品牌培育、保护与推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与“百年老店”。
赋能壮大数字消费。促进数字技术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丰富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2024年直播电商交易额超4.2万亿元，应继续引导其规范健康发展。支持智慧商圈、智慧商店、智慧供应链建设，培育一批业态融合、管理规范、特色鲜明的新型消费示范城市与领军企业。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有序放宽养老、托育、文旅、体育、家政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吸引社会资本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总结推广广东佛山市发展“文旅+制造”融合模式等成功经验，促进服务业态创新与跨界融合。不断提高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
第三，优化投资结构。
加大民生补短板投资。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024年新开工改造5.3万个）、保障性住房建设（2024年投资增长15%以上）、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教育医疗文化设施完善等。这些投资既能直接改善民生，也能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间接释放消费潜力。
加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资。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与撬动作用。2024—202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亿元支持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持续落实并优化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2024年为企业减税超过3000亿元，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突破制约发展的“卡脖子”技术瓶颈。
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在持续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的同时，加快5G、千兆光网、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实现5G用户普及率已超过60%。推进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高经济循环效率。
第四，深化市场改革。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与做法。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2024年反垄断罚没金额达9.2亿元，有效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推进市场监管规则统一，在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确保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与召回制度。大力推广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承诺，探索开展异地异店退换货服务。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完善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024年处理消费投诉约150万件，切实提升消费者获得感、安全感与满意度。
优化消费金融服务。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合理确定消费贷款利率与期限。2024年，消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0.3个百分点，余额保持在58万亿元左右的合理水平。规范发展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专业机构。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与权益保护，引导树立科学、理性的借贷与消费观念。
（作者单位：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