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摩托车 让两个轮子转活大市场

　　■  祁晓玲

　　外卖骑手收入看涨，乡镇留守儿童探亲路更近，林区居民就医时间缩短……近来，多地调整摩托车管理政策，悄然提升着百姓的获得感与生活便利。这不仅是交通政策的优化，更是对民生需求的积极回应，折射出城市治理理念的与时俱进。

　　回望历史，“禁摩令”有其特定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受限于当时技术水平和伴生的治安、环保等问题，不少城市采取了严格限制措施。然而，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技术革新日新月异。如今的摩托车早已今非昔比：制动系统升级迭代，ABS防抱死广泛应用，安全性能显著提升；排放标准日益严格，污染大幅降低，新能源车型更添绿色底色；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等智能装备的引入，为其注入了现代基因。技术的“蜕变”，为政策调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深层动力，源于庞大而多元的民生需求。从穿梭街巷的外卖快递员，到追求效率的城市通勤族；从依赖摩托出行的乡村居民，到热爱摩旅的发烧友和越野爱好者，两轮出行拥有深厚的群众根基。西安自2017年优化管理以来，摩托车保有量显著增长，有效分担了约7.2%的短途通勤需求，缓解了地铁高峰压力。云南银发摩旅团的活跃、四川摩托客运专线对亲情的维系、黑龙江“摩托上高速”为林区居民赢得的宝贵时间，都生动诠释了摩托车在特定场景下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它有效弥补了电动自行车续航短板，成为连接城乡、服务特定群体的重要纽带。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指出，全国摩托车保有总量“以亿辆计”，其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出行刚需。政策优化，顺应了民心所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当然，解禁并非“一放了之”。便利的同时，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新课题。当前，两轮交通管理面临挑战：非机动车道被挤占、车辆混行、超标电动车身份模糊形成“管理盲区”，导致违法成本低、秩序混乱、安全隐患增加。这要求我们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西安探索的“专用车道+严管无牌车”“专用车道+电子围栏”和高风险路段限行、增设专用等候区及停车位、运用AI识别抓拍等措施，有效实现了拥堵指数与涉摩事故“双降”。这样的做法为行业提供了有益借鉴。专家建议，需构建分类施策、多元协同的交通生态。一方面，推动符合标准的电动摩托车规范化管理，逐步替代超标电动车；另一方面，倡导发展轻量化助力自行车等工具，满足老年、低收入群体等多元化、差异化需求，让各类交通方式各归其位、各展所长。

　　优化摩托车管理，更在于激发市场活力，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摩托车产业链长，消费升级潜力巨大。中国摩托车商会近期向江苏省提交建议，呼吁取消地方性摩托车高速限行政策。其核心论据在于：地方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存在冲突，有违法治统一原则；更重要的是，此类“一刀切”限制，严重制约了以摩托车文旅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形态发展。据估算，2024年国内摩托车文旅产业带动消费规模已达数百亿元，大排量休闲摩托车更是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的关键。高速公路是连接消费场景的动脉，限制摩托车上高速，无异于扼杀长途摩旅的便捷性，阻碍了相关产业规模化发展和消费潜能释放。这既不符合国家“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决策部署，也与“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相悖。北京、天津、内蒙古等省市以及欧美日等国的实践表明，通过排量限制、驾龄要求、加强安全宣教与培训等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完全可以平衡安全与通行的关系，实现摩托车在高速路网上的安全畅行。

　　从满足外卖骑手提升效率的朴实愿望，到缩短林区居民的生命通道；从缓解城市通勤压力，到激活文旅消费新引擎——摩托车的规范发展，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个轮子”上的变化，解决的是道路限制，回应的是民生关切；破除的是市场壁垒，激活的是消费潜能；带来的是生活便利，提升的是治理效能。立足新发展阶段，城市管理者尤需以“分类施策”的精细功夫和“全国一盘棋”的广阔视野，科学评估、精准引导、规范管理，让摩托车这一交通要素更好融入城市肌理。唯有如此，方能真正释放其服务民生、畅通循环、促进发展的综合效益，让“两个轮子”成为承载民生温度、驱动市场活力的希望之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