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如何保障?
稿件来源:本报讯
在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从不可遏制的愤怒,开始变得无奈和默然之后,中国的食品安全开始迎来 “乱世重典”时代,监管、打击、惩处力度在不断增强,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些举措能否足以让大家重拾对食品的信心?在央视 《经济半小时》播出的 《食品安全在行动:中国政策论坛》节目中,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佩智称,诚信缺失,监管不到位,是食品安全主要原因之一,但根本的原因,还是食品产业发展方式落后。 低水平生产方式现状不容忽视 正在养猪的网易CEO丁磊说:我们GDP成为全球第二,但农村还停留在原始状态。最近出现的墨染粉条、毒奶粉、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忽略了农村,只盯着城市,忘记了农村的生产水平低的问题。 有这样一组数据: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单位44.8万家,其中80%为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约323万家,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照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更是难以计数。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全国有乳制品生产企业1500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40多家、奶站20393个,奶牛规模化养殖率仅19.8%,市场集中度过低。我国农业生产更为分散,种植养殖环节还主要依靠2亿多农民散户生产,食品安全监管对象点多面广,小、散、乱的特点突出。 上述数据来自于今年3月刘佩智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而在发言中,刘佩智表示,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暴露的问题集中在微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而我国食品安全隐患主要是人为污染和 “添加泛滥”,形势更为复杂严峻。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是其中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是食品产业发展方式落后,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生产源头分散,政府监管难。 监管应从源头抓起 从事商用领域清洁、消毒、食品安全和预防感染领域的艺康集团,其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经理徐癉宏认为,从田间到餐桌长长的链条上,食品要经历种植 (养殖)、加工、存储、运输、售卖、烹饪等诸多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隐藏着食品安全风险。而目前中国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比较高的,主要是源头和零售端。 “比如瘦肉精,如果是源头出现问题的话,就必须层层往上追溯销毁,影响非常大。因此源头怎么监管是个问题。如果中国农业能尽快实现转型,从传统农业转型为现代农业,从小而散到集中规模化经营,相对来讲,监管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徐癉宏说。 以屠宰场为例,刘佩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时称,美国全国整合为13个公司6200家工厂,任何一家工厂出现问题,监管部门就处罚总公司,这一做法几乎断绝了这些公司违法经营、短期图利的可能。美国的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监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仅5万多家,管理相对就比较容易,这也是美国食品安全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引导 事实上,目前中国所经历的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并非个案。“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状态,和美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期相类似。”徐癉宏说,即便是当今,食品安全依然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存在 “零风险”,例如美国曾有鸡蛋沙门氏菌事件、日本曾有毒牛奶事件、欧洲曾有疯牛病事件、近期德国又发生二恶英事件等。 据徐癉宏提供资料显示,从1993~2010年食源性疾病的年度估算统计显示,全球共有10亿起,200多万人死亡。其中美国480万起,3000人死亡;欧洲4550万起;澳大利亚540万起,120人死亡。不过中国尚无确切数字。 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变,也为食品安全增加了新挑战。比如,人口人群分布和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对食品安全需求。老龄化人口使病菌感染更容易发生,55~60岁的人免疫力已经开始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食品需求趋向肉类和方便食品等,但是此类食品相对于谷物等天然食物来讲有更高的食品安全风险,如增加患食源性疾病的机会,感染大肠杆菌、单增李斯特杆菌等。 徐癉宏表示,事实上,中国在处理食品安全问题上,很多问题并不是知识性、科技性的问题。因为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上的风险评估、风险交流、风险管理系统等已无很大差异,且行业里的食品科技、食品生产技术等也没有很大认知性的差异。那为什么还会有问题?归根结底还在于我们能否维持道德操守的底线。 “某种程度上靠制定法规去禁止添加所有的化学品不太现实。因为化学品的变化很快,所以必须要靠一个道德操守底线,来规范大家行为,尽可能地避免问题发生。”徐癉宏说,“当然道德规范并不是惟一手段。加大惩罚力度也很必要。如果在美国有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相关企业承担的经济后果将会非常严重,因此才使得很多人不敢去犯错。而在这方面,中国的力度就低很多。” (转自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胥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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