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背后
稿件来源:本报讯
打破5188米的深潜记录, “蛟龙”号成功了,举国沸腾、举世瞩目。 向前看,我们看到了什么?深海探潜信心倍增,7000米的海试等待我们起航;国人不再望洋兴叹,99.8%海域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海洋装备已经起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地等待我们抢占。 再回首,我们感悟到了什么?举国体制成就梦想,部门联动事半功倍;用户牵头组织实施,自主装备装备中国;人才队伍不可或缺,众人齐心其利断金。 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常谈常新。它是指在竞技运动中,为了组建高水平的国家队,而在一定的体制内集中优势兵力,并动员举国力量协同作战。 此前,依靠科技举国体制,我国在整体科技、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取得了 “两弹一星”、核潜艇、洲际导弹、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果。至此,这个家族又新添一个新成员——深海载人运载器 (“蛟龙”号)。 可以说, “蛟龙”号的研制是白手起家。早在2002年科技部立项时,国内还没有哪个厂家能够生产接近于项目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此后,在国家海洋局组织安排下,中国大洋协会作为业主具体负责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的组织实施,并会同中船重工集团公司702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和声学所等,共100余家中国国内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攻关,攻克了中国在深海技术领域的一系列技术难题。 “蛟龙”号的成功,成为21世纪以来我国采用举国体制攻坚克难的典范。“十二五”期间,我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举国体制。蛟龙号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端装备,其研制率先享受了举国体制的待遇。其成功也必将为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用户牵头 用户牵头组织实施,对于首台(套)装备市场化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一直以来,制造企业企盼用户使用机会的呼吁不绝于耳。虽然同大众装备产品有所不同,但蛟龙号起步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有过类似的境遇。 深海载人运载器的研制意向最早在1992年就已提出。当时,包括中船重工集团公司702所研究员、 “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在内的老专家们曾联名上书,预见性地提出研制深海载人潜水器的必要性。但由于缺少用户需求的支撑,这一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2001年5月,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 “勘探合同”,我国对位于太平洋上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的大洋矿区具有了专属勘探权,并且在多金属结核进入商业开采方面具有优先开发权后,对深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才再次提上议程,并于2002年被科技部设立为 “863”重大科技专项。 或许有人会质疑,国家重大专项可以获得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与其他用户对首台 (套)设备的采购存在风险有本质差别。然而,重大技术装备的用户大部分为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的属性来看,支持国货,进而带动民族产业的发展,于情于理,都是不二的选择。 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是基础,是能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保障。北京大学教授路风说, “我国的动车组等轨道交通装备实现自主制造,关键在于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积累起来的机车制造能力。”同样,在 “大飞机”项目落马时,业内专家无不痛惜人才队伍的 “散去”。 曾经, “蛟龙”号立项之初,中船重工集团公司702所的水下工程室也同样处于人才青黄不接的 “断档期”。经验丰富的人大多已经退休,在职年轻的科研人员有锐气,但缺乏领军的经验。702所所长翁震平坦言: “当时最缺的就是40~50岁年富力强、富有经验的人才。” 幸运的是,当时已经退休6年之久的66岁高龄的徐芑南再次出山担任总师。他自上世纪60年代就主持与创建了我国最大深海模拟试验设备群和潜水器耐压壳稳性试验技术。徐芑南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还想方设法邀请国内外专家给年青的设计师队伍讲课,使年轻人能很快进入角色。 在诸多单位、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的情况下,遇到问题如何协调解决同样是个大问题。作为领军人物,徐芑南在工程研制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责难的话千万不能有,大家碰到的问题共同承担,要相互补台,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绝对不能相互拆台,一拆台就什么都做不成。” 在徐芑南的带领下,经过5000米的海试,我们不但成功打破此前的深潜记录,更重要的是带出了一个年轻的团队,叶聪等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实践中正快速成长。 随着人才队伍和人才结构的逐步成熟和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年7000米的海试,中国 “蛟龙”志在必得。(本报记者 司建楠)(聚焦中国蛟龙 (上篇)《艰难的跨越》详见本报9月19日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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