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毋陷入迷途第A2版:深度报道 20120207期中国工业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2年的主要任务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在这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12经济蓝皮书》，预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仍将长期持续，中国经济依赖出口局面或现根本扭转，2012年出口形势严峻，结构调整亟待破题。
   平心而论，3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确实掩盖了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三高一低”突出，等等。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大技改投入、严格产业准入、淘汰落后产能等举措，强化清洁生产、节能降耗和减排治污，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调结构效果明显。2012年继续调结构，是对已往工作的肯定，但从某种角度上看也意味着以往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或不好的苗头，须予以重视，避免陷入迷途。
   以发展房地产为支柱的调结构。比如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1~2012）》预计，2012年我国GDP增幅会从2011年的9.4%回落至9.2%。有关人士曾表示，房地产价格下降幅度接近20%时政府应考虑调整房地产政策。显然，在这位人士眼中，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对拉动GDP居功至伟，只有保房地产才能保增长。但这位人士没看到的是，高房价带动着几乎所有物品价格上涨，严重地削弱了内需，造成了中国经济严重的不平衡、不安全，正是此番调结构的重点。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救房地产就是救中国”的陈词滥调可以休矣！
   以虚拟经济为主的调结构。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经济空心化，虚热实冷情形严重。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贡献却在40%以上，虚拟经济明显超过实体经济。次贷危机发生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是实体经济的6~8倍，滋生了各类泡沫。目前世界前十五大债务国，都是发达国家，占用世界总信用90%以上。其中美国的债务累计达55万亿~75万亿美元，人均债务达到18万~25万美元。美国可以通过虚拟经济转嫁债务，中国难道可以吗？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破灭时哀鸿遍野，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就得接受市场的惩罚。中国理应引以为鉴。
   以产业转移为主的搬迁式调结构。现在企业由沿海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城区企业向郊区搬迁，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产业转移可以降低各类生产要素的成本，企业搬迁可将市区土地用以开发房地产，可谓皆大欢喜。但转移或搬迁并不能解决也解决不了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转变发展方式、通过科技手段来节能降耗减排才是根本之道。毕竟在中国，真正实现清洁生产的企业还比较少。很多企业的搬迁不仅有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也不排除环保方面的压力。如果仅仅是为了转移污染源，那这种转移或搬迁说得极端一点就是为了回避矛盾，与调结构促升级目标相距甚远。
   以跨国公司中国研发中心代替本土研发式的调结构。2011年我国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为7062.6亿元，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76%，与世界领先国家3%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光投入偏低，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也不足，水平也不高。
   以刮风方式一哄而起的调结构。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做了《我国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研究》，选取34个省市区新兴产业布局进行调研，发现超过90%的地区选择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近80%的地区选择发展节能环保产业，60%的地区选择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各地政府仍以发展传统思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无非是圈地建园、招商引资，结局必然是产业发展雷同，盲目重复建设，水平低下，产能过剩严重。
   其实出现以上乱象并不奇怪，主要症结在于我们怎么认识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应该是指本国产业而不是外资产业主导的现代化。研究显示，韩国在1974~1978年，外资出口占比约为24.9%，中国台湾仅为20.4%。而据中国海关统计，2009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达6722.3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6%，本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严重不足由此可见一斑。对外资的过度依赖造成经济的结构性脆弱，绝大多数本土企业创新能力低下，根本不具备 “走出去”的技术优势和全球运作能力。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将难以持续发展。
   所以，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是摆脱依附、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入世即意味着国内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必须接受三大协定的要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明确禁止所在国以批准外企投资为条件，提出外汇平衡、出口比例、当地化成分和技术转让要求。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个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以维持自身技术垄断优势的保障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技术水平更高的外企，可能导致对外依附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而不是技术外溢形成产业的技术进步升级。产业升级是工业化的必然途径，但以贸易和外资为主的全球化方式实现工业化，在历史上尚无先例，相反拉美国家则有深刻的教训。如果不对中国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的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只怕产业升级还得多走些弯路，调结构也更困难。(殷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