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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牌与否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稿件来源：本报讯
广州市政府6月30日宣布，7月1日零时起 “试行 （为期一年的）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
该限牌令发出后，在不大景气的汽车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各种评论见仁见智，但总的来说以负面评论为主：认为广州汽车限牌令是对当前汽车市场的 “当头棒喝”；对自主品牌汽车更是 “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汽车市场对广州限牌令可能产生的 “蝴蝶效应”所表现出的担忧并非 “杞人忧天”。因为尽管是地方财政相对宽裕、可以拿出较多的资金用于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广州，仍不得不出台限购令；那些财政相对拮据的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在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压力时，很可能也会相继出台不同的限牌政策。
其实，面对汽车市场的起起落落，究竟应该是 “自由放任”，还是及时地“政策干预”，一直是管理部门和汽车业界十分纠结的问题。纠结的核心在于，是应该更多放手，让市场机制这只 “看不见的手”自动调整？还是要伸出那只“看得见的手”，适时出台政策干预？在局外人看来，这似乎并非什么难题：“双管齐下”不就行了吗？但是，管理部门在具体操作中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因为，即使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我国汽车市场，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及发展速度放缓的国内经济，要求管理部门拿出一个方方面面都受益的办法，实在太难。况且，我国的管理体制素有 “条块分割”的 “传统”。汽车行业作为 “条条”，希望国家层面刺激消费的政策多多出台，以促进汽车市场的持续、快速发展；而地方政府作为“块块”，在考虑当地汽车市场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车辆管理、环境污染、道路设施、出行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经过综合考虑，摸索着出台一些限制性政策，也是地方政府的 “行政自主权”，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
还需要看到的是，时下中国被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困扰的远非只是一线大城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至少遏制住进一步加重的势头，已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王东林就多次表示，从治理拥堵、方便出行、减少浪费、降低成本、保护环境多个角度来看，实施汽车限购实在是 “无奈，但不可不行的办法”。他建议全国所有的城市都要未雨绸缪， “十二五”期间在各自城市交通发展的规划中增加一个必要的内容：即从城市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计算出城市道路承受的极限；进而有计划地 “超前”控制城市汽车的保有量，实现城市道路容量与汽车保有数量的和谐匹配；避免过快发展之后，不得不出台限牌令，从而打乱汽车市场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的节奏。 (崔进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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