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中小型电动机行业经历了重新洗牌的严峻考验。逆境中求奋进,涌现出了像河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龙电机公司等一批成功挑战世界同行顶尖产品技术的企业,开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全球最高水平的美国全国电气制造商协会超高效标准 (NEMAPremi-um)的电动机系列产品,通过了美国UL测试,从而成功出口到北美等发达国家市场,进入了全球超高效电动机新型市场的制高点。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为扩大出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电动机出口呈现逐年高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出口额为3.27亿美元,2002年猛增到21.2亿美元,2008年达到61亿美元;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2009年和2010年各类电动机出口也都超过了40亿美元。欧洲、亚洲、北美洲,已经成为我国电动机出口的主要地区。
大到6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机组,小到小功率电动机,我国电工产品出口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过程。我国电工企业自主开发并形成一批技术先进、附加值高、发展潜力大的拳头产品,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电工设备出口范围已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产品几乎涵盖电工行业全领域。
三、重大工程,引领跨越
中国电机工业的快速发展,电工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大型工程的带动。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工程、城市电网和乡村电网的两网改造工程等大型工程项目,为电机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三峡电站,水电制造跃上世界水平(1)领导决策,圆梦三峡
三峡工程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1919年发表的 《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最早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就此引发了几代中国人治理、开发长江的渴望。
旧中国的国民政府,曾于1944~1948年,投入人力和物力进行了三峡坝址的勘测和设计工作,但在动荡的局势下,成吨的资料只能锁进武昌的一个小屋内。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委员长、解放后历任第五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昌照,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对当时的半途而废发出感慨: “当国家还没有摆正政治方向的时候,当国家还不能掌握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这一政策的时候,许多功力都是徒劳的。”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之梦才逐渐走向现实。在这一世界级特大型工程的决策过程中,处处展现了领袖人物和领导者的胆识和谋略。
1953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考察长江时,就请来专家学者探讨治水大计。1956年,他在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句,抒发了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壮丽情怀。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了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汇报,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又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 “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建设方针,并请周恩来挂帅领导三峡工程的相关研究工作。同年2月,周恩来由武汉上船,亲自带队视察了三峡坝址。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讨论计划和工业问题的工作会议,同时讨论通过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及工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会间,周恩来主持召开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三峡工程设计及准备工作,要求在1958年年底完成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提出“为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的要求。
此后,由于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特别是1966年后又受到 “文革”的冲击,筹建工作的步子放慢了。
1970年12月,经中央决策,先建设葛洲坝水利枢纽作为试验工程。到1988年12月,葛洲坝水电站21台(套)机组全部投运。葛洲坝水电站的建设,为三峡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三峡工程重又提上议事日程。一时间,上与不上两种观点激烈交锋。1980年7月,邓小平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考察三峡,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面对争议,1982年他讲到: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86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
基于对三峡工程的周密考虑,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责成水利电力部负责,重新组织全面论证,并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供中央决策。来自全国40个专业的412位专家学者,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对三峡工程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论证,并向国务院上报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国务院在认真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后,于1992年3月,由副总理邹家华代表国务院,向正在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提交建设三峡工程的报告。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的前期论证过程,充分体现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原则。
江泽民自1989年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始终高度关注三峡工程建设,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出京考察,就去了三峡坝址,表达了坚定的信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成现实。以后又多次听取汇报、给予指导、做出决策,大江截流时还与李鹏一道坐镇指挥,倾注了大量心血。
胡锦涛自2002年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一直热情关注三峡工程,或现场视察,或听取汇报,给予指导。他在考察三峡工程时曾明确指示:要继续努力,再创佳绩,把三峡工程建设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未完待续)(请关注:本书的优秀读书征文详见中国工业报网站www.cin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