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在1947年独立之初，印度识字率远远优于中国，但直到现在文盲率仍然接近50%，而一个文盲率接近50%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全面工业化的，相应也就谈不上成为新的 “世界工厂”并席卷世界市场了。
   中国在民族构成、语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是印度所不可比拟的。中国人口中汉族占绝对多数，尽管经历了近30年对汉族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从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 （从93.94%下降到91.59%）。从周朝开始确立的世俗政治传统，统一的语言文字，不仅降低了商业成本，更令中国在长期内保持着较高政治稳定性。相应地，印度的语言文字异常繁杂，宪法承认的语言有10多种，登记注册的达1600多种，语言文字高度不统一。虽然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但作为本土语言的印地语使用反而不如外来语言英语广泛，而作为一种外来语言的英语天然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语言成本。因此，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缺乏一致性不仅提高了商业成本，更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长期内的政治性风险。
（四）优势之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中国基础设施优良，全世界有目共睹，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某些方面即使置身发达国家行列也堪称先进。与此同时，高度重视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工作中心、政府管理体制中高度重视结果导向两大特点决定了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及其成员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不断改进对企业的服务，中国政府机构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高。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张家港市委书记秦振华提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后，全力以赴招徕投资和创造良好商业环境在全国政界蔚然成风。
   毋庸讳言，今天某些地方过度强调 “招商引资”和 “亲商”，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副作用，不可避免地遭到几乎是全社会的尖锐抨击，纠偏势在必行，但这至少表明中国各地、各级政府在努力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改进公共服务、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法规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只要运用者能够防范和消除对内资的逆向歧视、为讨好投资商而践踏法律和居民人权等缺陷，这种工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正面作用。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且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两者相结合，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和贸易便利化卓有成效，内地海关通关程序的改进就是典型。
   按照原来的通关程序，中国内地出口货物必须先运输到沿海出口港然后才能办理通关手续，如武汉的公司若要通过深圳盐田港出口过关，就必须先通过铁路把货物运到盐田，货物到达盐田之后才能办理通关手续。这样，货物在深圳起码要停留两天到一个星期才能上船发运，出口企业在这段时间里资金就被占压而不能周转。
   近年来，中国海关系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行 “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直通式通关模式，内地企业可以在内地海关办理通关手续，货物从内地运抵沿海港口时交纳单据即可放行上船发运，通关时间从以前的1~2天下降到几十分钟，消除了原来要压帐资金的几天时间。在政府管理部门通关环节效率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要想达到中国这个水平，至少在21世纪头20年不可能。
   在当前和未来的全球开放市场上，中国制造业第一层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国内地与印度、越南等后起发展中国家围绕出口导向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中国在基础设施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优势有助于抵销印度、越南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而且，土地公有制、中国政府强大的组织和财政动员能力又赋予中国更大的能力保持和改善继续设施。考虑到印度以私有制为主体，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土地私有化程度也远远高于中国，这一点被某些人称之为优点，却决定了这两个国家在改善基础设施时注定要付出比中国高得多的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
（五）优势之四：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与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明显高得多；就是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近20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纪录仍然要高出一截。这种稳定性在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这两方面的稳定性相辅相成，可能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也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从几个方面赋予了中国产业额外的竞争力，
   首先，在一个更可预期的环境中，企业规划的风险显然要低得多。
   其次，尽管越南、印度等后发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被某些人视为其出口制造业面对 “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我们也不必以为货币贬值就一定能够赋予一国出口更强的竞争力。因为货币大幅度贬值通常意味着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猛增，不仅直接干扰企业经营，更因为损害居民生活水平而容易引爆更多的工潮。
(未完待续)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