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是否会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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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阿拉伯之春”、 “占领华尔街”与工业化
第一章：工业化——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主旋律及其成就
第二章：盛世危言——中国制造业繁荣下的潜在危机
第三章：前堵后追下中国制造业之困
第四章：升级与转移——中国制造业突围之路
第五章：中国制造业是否会自废武功？

   确实，批评是一种权利，但没有任何专业知识支持的非议并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更不用说那些蓄意的恶意捏造了。假如让廉价的所谓 “正义感”压倒了科学与理性，让无知和造谣左右了决策，那就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了。为此，剖析对高铁和整个中国铁道产业的某些最广泛非议，澄清事实，是有价值的。
   首先需要辩诬的问题关系全局性决策——中国高铁果真发展超前？答案是——否！中国高铁、中国铁路不但不超前，而且发展滞后了。
   我们需要理解，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中国不应该开发全世界最快高铁的理由，因为超越旧技术、直接采用最新技术，这本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后发优势，所谓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在铜线电话普及之前便大规模采用光缆，印度、非洲固话没有普及而是先行大规模发展移动通讯……都是如此。限制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这一后发优势的瓶颈在于资金和人才缺口，既然目前我们已经突破了这两个缺口，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发掘这种后发优势而偏偏要自我拘束？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成功赶超的后发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德国还是日本，都必须有这样的志向，并落实为这样的实际行动，新中国奠基者也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增写了这样一段话，后为12月31日 《人民日报》所引用：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赶超的雄心不等于盲目自大，同样是毛泽东主席，同样是在修改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他把一些措辞改和缓了不少，如 “科学研究水平大大提高”改为 “有所提高”； “我们已经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划掉 “世界”二字； “有些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改为“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认为是先进水平的了”； “为了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四化强国，将 “较短”改为 “不太长”； “才能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改为 “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 我们不仅应当立志赶超，而且在成功赶超之后，我们还需要警惕、抑制自己的惰性，以免被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循着相同路径赶超。
   某些舆论拿特定时间、特定线路、特定班次高铁上座率不高为依据，抨击高铁建设超前，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的高铁 “超前”是应该的，不 “超前”那才是犯罪。如果一开通马上就陷入持续、严重的满员和超载，那说明设计运输能力严重低估，是严重决策失误，损失比贪污大千百倍，因为这不仅耽误社会经济发展时机，而且在新建成线路上再扩建，那成本比完全新建要高得多。
   考察我国GDP和各类交通运输方式的增长情况，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铁路多年来发展严重滞后，已经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近几年高铁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既是跨越，更是弥补欠账。1990~2010年间，我国GDP从18668亿元上升至401202亿元，增长20.49倍。在此期间，铁路营运里程、旅客周转量、货物周转量等指标增幅不仅远远小于GDP增幅，与公路、民航、水运等另外三种交通运输方式相比，几乎在每项指标上增长幅度都是最小的：
   论营运里程，铁路从5.8万公里增长至9.1万公里，增长57%；公路从102.8万公里增长至400.8万公里，增长290%；民航航线从50.7万公里增长至276.5万公里，增长445%。
   论旅客周转量，铁路从2613亿人公里上升至8762亿人公里，增长235%；公路从2620亿人公里增长至15021亿人公里，增长473%。
   论货运量，铁路从15.0681亿吨上升至36.4271亿吨，增长142%；公路从72.4040亿吨增长至244.8052亿吨，增长238%。
   论货物周转量，铁路从10622亿吨公里上升至27644亿吨公里，增长160%；公路从3358亿吨公里上升至43390亿吨公里，增长1192%，或者说增长近12倍。(梅新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