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也好,国家也好,在发展中最大的阻力之一就是陈旧过时的固定资产或其它资产过高,以至于决策者因难以下定决心废弃这笔巨额资产而错过跟上技术革命、产业结构更新的步伐。旧技术、旧产业因成熟而往往成本甚低,利润甚高。新技术、新产业至少在初期成本很高而利润较低,更加大了决策者转型的阻力。面对这一难题,有的决策者选择了株守传统业务和传统技术,有的决策者甚至为此全力狙击、绞杀新兴技术,为此往往收购新兴竞争者专利技术、收购新兴竞争者公司然后封存。而这样的做法,最终结果多半是彻底的失败。
在感光材料行业曾经独领风骚数十年的百年老店柯达公司之所以短短几年便落到申请破产保护的田地,原因便是柯达在传统相机和胶卷业务的固定资产极高。尽管柯达公司的电器工程师史蒂夫·萨森早在1975年就研制出了世界第一部数码相机,但因为舍不得丢弃在传统相机和胶卷业务的巨额固定资产,也因为当时成熟的胶卷业务每1美元投资就能产生70美分利润,尚不成熟的数码影像业务则最多只有5美分。因此,该公司决策层一直不愿意全力向数码影像业务转型,结果让富士、佳能、尼康等竞争对手坐大。待到数码影像最终占据市场主流之时,柯达公司如梦方醒,极力转型挣扎,却已经无力回天。
上世纪90年代堪称柯达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1996年,柯达公司营业额达到了160亿美元,净利润超过25亿美元。2000年,柯达公司传统影像业务部门销售利润竟高达143亿美元,几乎等于2001年佳能数码相机业务利润的10倍,但从2003年起柯达就开始急剧没落了。终于,2012年1月19日,这家公司正式提出破产保护申请。
在发展新兴高铁产业方面,我国相对于传统发达国家的最大优势之一便是旧技术固定资产存量微乎其微。这正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段名言的本意所在,为什么要自废武功消灭自己的后发优势?柯达公司发明的数码相机技术打垮了柯达公司,中国人已经创造了世界高铁产业的新概念、新技术,这一切最终是否会为他人所用而打败中国?历史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这个严峻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对高铁降速持强烈保留意见,即使暂时降速运行,高铁线路建设也必须按照以前确定的350公里乃至400公里以上时速的标准建设,而决不能按照250公里时速标准建设,这样日后还可以提速,而不是无法提速。
媒体热炒数月的高铁票价本来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不错,高铁票价高于动车更高于绿皮车,但离开产业发展去侈谈什么 “民生”只不过是十足的废话。因为,最大的民生不是施舍,而是为国民创造体面收入就业机会,是激发国民潜藏的才智和干劲,而只有发展先进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并占据世界前沿,中国的国民才有可能赢得可持续的体面收入就业机会。
是的,建设就必须考虑财务可行性。是的,中国高铁的抨击者们打出的旗号都很 “正义”。但真理与谬误往往只差一步,正义的旗号一旦偏颇就会沦为错误乃至罪过。从实际效果来看,我们不能不问一句:我们是不是正在亲手扼杀自己的伟大成就和未来自主发展的希望?往事已矣,来者可追。笔者无力更无意阻止别国在民主、环保、民生等崇高旗号下扼杀自己发展的前途,但坚决反对我的国家走上这样的道路。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对国家民族前途历史负责比应对 “永远正确”的一时舆论口水压力更重要,愿决策者思之!
二、短视消费者利益可能恶化中国贸易政策取向:中外物价之争与奢侈品进口税率之争 自废武功风险的另外一个源泉是短视的消费者利益可能迫使中国贸易政策背离正常的产业发展导向,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大大恶化的、甚至是逆向歧视的市场环境,原本拥有的庞大国内市场优势被消弭于无形。
一个正常国家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国内产业,遏制国内居民对进口奢侈品的消费,提高资本积累,以增强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为此,设置关税等进口壁垒的原则应当是:初级产品进口壁垒低于制成品,零部件进口壁垒低于整车整机,消费品高于生产原料,奢侈品进口壁垒高于中低档消费品。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必须奉行上述原则;对于一个有志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上述原则尤其必须坚守。
近代史上,我国贸易政策全面背离上述原则是在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地时期,彼时西方列强利用他们强迫中国签署不平等条约而得来的协定关税权力,迫使中国接受了几乎是当时全世界最低的制成品进口关税率。以至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针对英国人主导制定的中国1858年税则发问: “哪个国家有像中国这样的对外贸易税则呢?”在那样的海关税则之下,新生的民族工业必然步履维艰,只能抓住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类 “机遇”而生长于夹缝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关税则方才全面回归上述原则,至今未变。如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我国非供零售用的棉纱线 (税号5205)入世后最终约束税率为5%,供零售用棉纱线(税号5207)税率为6%,棉机织物 (税号5208)税率为10%,棉制男衬衣 (税号62052000)税率16%。即使是外资在国内设厂生产的产品,理想的状态也不是让他们把高中低不同档次市场 “通吃”,而是要能够给国内民族产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和赖以起步的 “根据地”,让民族产业能够从较低档产品起步,逐步壮大,最终能够与西方企业、西方品牌较量。 (未完待续)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