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装备制造业由大到强需要什么要素？近日，国际著名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家、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院长倪军教授从美国对制造业认识的变迁、全球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入手，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美国对制造业认识的变迁
   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苏联进行太空竞争，在这种大环境下，整个学术界崇尚的是火箭科学、登月科学，而非常忽视制造业，大学里也很少开展制造业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美国国家基金会也几乎没有支持工业领域的项目，直到1971年，才建立RANN（ResearchAppliedtoNationalNeeds）方向。
   上世纪70年代，在冷战思维方式下，美国的制造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主要是军备需求驱动了制造业的发展，比如美国国防部的ManTech计划成为制造业研发的主要经费来源，学术界也渐渐开始进行生产制造研究。
   进入上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实施汽车节能可靠性品牌战略，汽车产品逐渐打入美国市场，几乎冲垮了美国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美国社会和政府也因此重新认识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从1985年开始，成立了第一个制造领域的工程研究中心。与此同时，工业和学术界也意识到了制造科学的重要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贸易组织 (WTO)发展初期，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先进技术计划 （ATP）、军民两用计划等来扶植制造业创新。至此，美国制造业开始加速向全球扩张。
   进入21世纪，制造业不受重视的情况仍然在美国延续，直到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才重新认识到基于制造业的实体经济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奥巴马在竞选连任甚至第一次国情报告中，把先进制造业摆到第一的重要地位，并推出“先进制造合作” （AMP）计划，鼓励产官研合作，重振美国制造业。
   目前，美国政府正积极扶持汽车工业，比如通用、克莱斯勒都有美国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扶持，才让它们渡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同时，美国政府今后几年将投入几十亿美元建立十几个制造创新基地，以大学为主，在大学附近和企业间建立联合研究体。美国各界也开始考虑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继续保持美国在制造业领导地位的问题。
未来全球化制造业发展趋势
   倪军说： “世界经济 （达沃斯）论坛已经成立了几十年，过去讨论关注的问题都是经济、政治、社会、环保等问题，从来没考虑到制造业。经济危机以后，从2010年开始，达沃斯论坛成立了先进制造全球议程理事会，我也有幸被邀请作为理事会副主席参加了 ‘制造业的未来’计划和 ‘面向经济增长的制造’计划这两个软课题。”
   倪军表示，通过与参加达沃斯论坛人员 （他们当中包括国家政策制定者，也有银行、企业家等）的交流得出，目前，全球化制造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全球性高失业率；两极分化的加剧；很多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消耗了当地大量资源，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环境。创造同样的价值要成倍地浪费资源和损害环境，这是制造业全球化所带来的最大挑战，达沃斯论坛也在考虑如何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些答案。
   “全球化制造和可持续发展是一对矛盾。” 倪军说， “从中国的阴阳平衡关系来分析，要搞全球化制造不能忽视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没有一个制造基础来支撑也无法实现。全球化制造不应仅满足目前一代人的需求，还要考虑下一代人的需求和梦想。”
   简单来讲，影响未来制造业发展主要有以下关键因素：政府的政策、贸易协定、货币兑换率、基础设施能源供应、外商的直接投资、创新生态系统、劳动成本的增长、劳动力及人才培养、可靠的原材料供应。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制造竞争力，而不只是技术层面。
   具体来说，货币兑换率的波动也影响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比如日元，在过去几年非常强硬，日本很多企业因此离开日本本土到其他国家去生产，因为日本产品价格太昂贵对它的出口非常不利，中国也应该考虑外汇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非常重要，很多国家意识到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外商投资，因为外商投的不仅是金钱，也带来了技术。
   能源价值会影响制造业的布局策略，比如在哪儿设厂、全球供应链如何等等，新兴国家这些年来对能源需求快速增长，而能源需求也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在劳动力和人才方面，通过对上百个全球企业CEO进行的有关未来劳动力需求和人才需求的调查可以看到，未来三五年，需要最多的就是技能型创新人才。
   而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比较中美两国劳动人员单位小时工资，目前中国与美国在待遇上相差很大。但是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将超过美国，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会丧失。
   可靠的原材料供应也变得非常重要。在WTO发展初期，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直到中国对稀土资源出口进行限制以后，才引起全球的关注。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洲开始研究替代材料或者实行生产精细化，采用更少的稀有资源来制造产品。比如军工产品、电子产品离不开稀土元素，而全球稀土的产量95%由中国掌握。
   从理想的未来先进制造策略方面来讲，政府首先关心的是就业和经济发展；而企业关注的是如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则是如何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的关注点并不吻合，如何提出一种新的制造策略来兼顾这三者的利益，则是需要我们解决的。就此而言，倪军提出了改进制造业的重点：一是要缩小能力和创造之间的差距，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差异就在能力和创新方面；二是人员技能的提高，包括创新人员、工程师、操作人员；三是资源的有效利用。
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那么，中国制造业又该如何发展呢？
   倪军表示，先来看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和技术人员素质相对较高；有相对集中的产业供应链；各级政府制造业的重视，在很多区域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有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生产和研发基地等等。
   而弱势主要有：缺乏关键工艺、装备、技术和系统集成的知识和能力；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还不够强；许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太过于依赖出口；低水平重复制造；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某些方面投资缺乏整体战略思考，比如汽车产业、光伏产业，而且浪费很多资源扶持低水平产业；整个行业还带有粗放式发展特征。
   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机遇主要体现在：大量的国家科研投入和鼓励创新的环境改善；国家扶持制造业产业提升的政策；大量科研人员和高校研究团队从事制造研究；欧洲和日本经济低迷。但是，我们必须夯实工业基础，包括材料制备、基础元器件、精密量测、可靠性、质量工程和设计等方面，这是我们未来竞争的核心所在。
   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大量中小企业面临两面夹击的危机，劳动力成本提升和出口订单减少；在许多低端产品领域，其他低价生产国正紧逼中国；在中高端产品领域，发达国家也积极加强其竞争力；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要求中国制造业必须快速从效率型产业转变为创新性产业。环保和能源高效利用的压力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达沃斯论坛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单一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沙特阿拉伯就是靠石油，石油价格高了它的GDP就上来，石油价格低了它就受影响。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型。中国目前属于效率驱动型发展阶段，惟一比其他效率驱动型国家好的就是我们的市场规模比较大，而且宏观环境也不错。美国制造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基本是创新驱动型，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市场规模、金融、高等教育等发展都比较好。当然，美国得天独厚，它的市场也非常大。
   倪军表示，针对中国制造业目前的现状，要促成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有两个模式值得参考。第一个是创新管道模式。即企业和高校保持密切的合作，学校有了好的想法，企业拿来付诸实施。在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高校的研究成果就像原油一样是属于具有高价值但不能直接给生产商使用的，其中要有净化、提炼的过程，企业在这其中实际上就起到了炼油厂的作用。第二个是德国的Fraun－hofer模式，企业提出需求，政府提供资助，大学承担基础研究，研究机构则致力于在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之间做一些应用研究。财政模式是政府资助占30%，70%要靠向企业争取。(本报记者 崔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