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张维迎演讲。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国发院）
■ 中国工业报 吴 晨
   5月27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在第六期承泽媒体交流会上谈到企业家精神时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需要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研究企业家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改进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希望通过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改革，让产权制度、法律环境、文化氛围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张维迎说。
企业家精神超越数据
   中国工业报：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张维迎：企业家决策主要靠主观的、个人化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软知识；管理者决策主要靠客观的、人人都能得到也可以集中使用的硬知识。真正的企业家决策不是选择给定手段满足给定目标，而是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寻找新的目标和手段。企业家精神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知、判断新目标和新手段之能力的高低。
   企业家精神是超越数据的。有人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这完全是错误的。尽管硬知识和数据对企业家非常有用，企业家在作决策时确实也需要数据，但这些数据是谁都可以得到的。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这些知识和数据的，也超越现在所讲的大数据。仅仅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必须看到这些知识和数据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不同企业家看到的东西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能用数据预测出未来，就不需要企业家，只需要管理者，甚至机器人即可。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不是基于统计模型，不是基于计算，而是基于自己的心智、想象力、警觉性、自信心、判断和勇气。任何可以通过统计模型作出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的职能，只是日常管理工作。所以，毫不奇怪，企业家的判断通常是常人不能理解的。
   数据和计算之所以在企业家决策中不起关键作用，是因为企业家决策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企业家不是在给定数据下作决策，而是发现还没有被发现的数据，想象可能的未来，创造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但也不能否定数据和科学决策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成熟企业95%以上的决策属于日常管理决策，但决定企业命运的是不同于管理决策的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管理决策可以由计算机自动作出，但计算机永远代替不了企业家决策，尽管企业家决策的范围会随着技术和知识的积累发生变化。企业家要作的是无法用数据和计算替代的决策，任何可以用数据制定的决策都不再属于企业家决策，只是普通的管理决策。
   中国工业报：利润是否是企业家决策的重要目标，除此之外，企业家还看重什么？
   张维迎：企业家决策并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梦想。利润与其说是企业家的追求目标，不如说是企业家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和社会约束企业家行为的目标。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权利有法律的保护。雄心勃勃的人要出人头地，最好的方式是当企业家，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通过给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战胜竞争对手，把更多的资源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
   此外，对创造性的享受也是许多人选择做企业家的重要原因。企业家在不确定性下做事，总是充满了挑战，这种挑战对喜欢创造性工作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报酬。每战胜一个困难，就似赢得一场胜利。
   正因为企业家追求的不只是利润，更多的是事业的成功、梦想的实现，企业家的许多决策没有办法用 “预期利润最大化”证成。当然并不能否认利润在企业家决策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恰恰相反，正是利润这个制度性指标，保证了企业家的个人目标与社会利益的兼容。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利润是企业家成功的标志，企业家如果不赚钱，就很难证明自己成功，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因此，即使不被利润驱使，企业家也必须把赚钱当作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手段。
   另一方面，对社会而言，企业的收入如果不能大于成本，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企业家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没有为社会创造增加值，应该被淘汰。因此，利润就像整个社会抽打企业家的鞭子，驱赶其不断努力；利润也像一个笼子，把企业家的行为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
法治保护权利而非利益
   中国工业报：5月22日，拼多多披露了2024年一季度财报，在业绩大增的提振下，拼多多市值再度超越阿里巴巴。曾经，很多人担心阿里巴巴会垄断电商市场，但阿里既没能阻止京东的崛起，当下市值甚至都被拼多多超越。竞争是否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张维迎：企业家精神本身就是要跟别人较劲，谁都不会服气别人的。现实中我们看也是这样，无论占有多大的市场份额，说不定从哪里就杀出个 “程咬金”，不可能有永远高枕无忧的企业，除非政府规定不准其他人进入该市场。
   如果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促进竞争，那企业家精神是最好的 “反垄断法”，它比任何法律条文和政策都更有助于瓦解垄断。
   最关键的是进入自由。只要有企业家试图发现新的机会，利用这个机会，用创新的方式推翻现有的市场主导者，自己想办法做到老大的位置上，市场就不会出现垄断。除了不断创新，谁也没有办法高枕无忧地稳坐钓鱼台。
   在进入自由的市场上，竞争总是存在的，因为竞争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所在。
   中国工业报：您怎么看人大法工委等通过立法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
   张维迎：中国需要创新，中国需要法治，创新离不开法治，创新要靠企业家。但许多人对法治和创新的理解还很不到位，严格来讲， “利益”是没有办法保护的。保护利益不仅与市场竞争相矛盾，而且会阻碍创新，导致经济衰退。法治应该保护的是每个人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利益。
   权利是什么？权利不是一部分人享有的特权，而是所有人可以平等享有的东西。比如，做生意、为客户提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就是每个人平等享有的权利。至于谁胜谁负，只能由客户（市场）决定，因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也是一种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
   创新也是每个人平等享有的权利，没有一个行业不可以创新。创新是从一个生态系统中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对于企业家来讲，创新就是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是从解决技术问题开始，但创新的后果是事先难以预料的。总之，让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让每个人的创造性得到自由发挥，唯一要约束的是任何人不能侵害他人同等的权利。
未来需要创新型企业家
   中国工业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企业家精神是否正相关？
   张维迎：企业家的职能可分为两个：套利和创新。套利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发现不均衡，发现市场中有利可图的机会，并加以利用。创新则是创造不均衡，创造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并将其商业化，把生产可行性边界往外推。由此，可以把企业家分为两类：套利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家。
   过去4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企业家的套利行为推动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样的套利不仅包括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套利，也包括外国企业家的套利。
   套利之所以能带来这么快的增长，一是长期的计划体制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使得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二是中国的开放政策使得生产可行性边界外移，不仅给中国企业家，而且给外国企业家带来了新的套利空间。
   中国工业报：这种套利空间是否会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而减小？
   张维迎：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增长也就越来越难，不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化与此有关，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与此有关。特别是，过去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在前面创新，中国的企业家跟在后面进行套利，现在容易套利的都套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些套利空间利用起来很难。
   中国工业报：当套利空间逐步缩小、模仿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企业家该怎么办？
   张维迎：只能靠创新。这也是未来中国的增长要由套利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原因。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即使只有5%的增长率，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
   过去40多年，套利型企业家推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尽管这个转型现在还没有完成；未来则需要靠创新型企业家实现由配置效率改善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新技术驱动的增长。
   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能赚钱。但创新型企业家对体制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要求，适合套利的体制和文化不适合创新。
   简单来说，套利是一个短期行为，而创新是一个长期行为，需要有很长远的考虑、高额的投资和足够的耐心，很大程度依赖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所以，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稳定的预期，企业家很难有积极性进行创新。
   中国要由套利型企业家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型企业家驱动的增长，一整套的改革必须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