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载伟大历程 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上接1版)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正处于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0年,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重大成就。 杨明杰认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已具备坚实基础。一方面,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如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中的地位上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中的投票权提升、在全球气变和发展问题上的话语权增强等。中国积极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倡议,参加的国家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致力于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推进新机制的创建和发展。中国在金砖国家 (BRICS)、上海合作组织 (SCO)等国际机制中,与相关国家的联动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此外,中国也在积极协助他国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建设。例如,中国推动了非洲国家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在5G应用、光纤铺设、数字经济运行方面均作出很大贡献。 杨明杰说: “回头来看75年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角色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不仅主张合作发展对话,而且一直坚守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平正义观。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到现在我们反对 ‘逆全球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小院高墙’,以及非法单边制裁和所谓 ‘长臂管辖’等方面,中国都在做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 杨明杰进一步解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共同倡导这一外交政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坚定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独立自主提供了有力支持。随着这些国家相继独立,中国又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致力于解决债务、贫困和发展等问题。中国现在对 “经济全球化”的提法,也是基于坚持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平正义观。 “经济不单是数字,它是一个理念问题。经济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从人民利益出发作决策、定政策,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争取共同权益、维护共同利益,要立足国际社会需要,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杨明杰说。 遵循三方面发展理念 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研人员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是什么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杨明杰看来,首先,中国解决了“谁领导”的问题。中国自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在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这一阶段,经历了多次尝试和探索,以寻找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在众多政党中,中国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5年间,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足以让中国人民引以为傲的辉煌业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国家能够解决众多问题,并取得今天的成就至关重要。 其次,中国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华优良文化传统相结合,强调实事求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既讲政治性,也讲科学性和系统性。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调集全国力量发展系统完备的工业体系,不同于前苏联偏重重工业和军工。而在发展中遇到问题时,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改革开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引入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在处理经济问题和进行经济建设时,要基于实际情况,结合时代发展,提出符合时代主题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赋予了制度新的生命和活力。 最后,中国经济发展始终以中国梦为目标,其初心使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经济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从1956年党的八大正式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始终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工作重心,体现了以人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发展至 “啃最硬的骨头”阶段 “75年,中国经济是历经一个个沟沟坎坎、一场场暴风骤雨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到现在,为什么说 ‘只剩下难啃的骨头’,因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需要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杨明杰认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 “总论”里明确提出 “三个更加注重”:即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杨明杰表示, “三个更加注重”明确了当前阶段的任务目标,仅靠单一部门的改革已不足以应对挑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即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把很多政策汇集在一起,进行系统性集成创新。” 例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8月1日迅速发布 《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涵盖了指导原则、权力分配、流程设计、组织执行等全过程,涉及所有相关行为主体。 “当前的市场改革与过去有所不同,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如外贸市场的开放,而是涉及更为全面的领域。”杨明杰说。 杨明杰认为,中国拥有更多话语权、引导力,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平台合作中,各国参与意愿日益增强。例如金砖国家和共建 ‘一带一路’等,众多国家纷纷加入,与中国合作,寻求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紧张感也在加剧。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存在误区,认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现有国际规则体系和平台,从而导致他们在政策制定上的极端性和盲目性。”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这是2024年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主要发展预期目标之一。“5%左右”是一个行稳致远的目标。杨明杰认为,行稳致远,就是要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坚守底线、着眼长远,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此前,中国经济处在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转变,这需要及时调整步伐,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以来,各界积极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以创新为核心的驱动力,其目标是在经济领域确立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杨明杰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构成了一个综合管理体系,它并不局限于传统学术界所强调的技术与硬件层面,还包含了软件元素,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架构。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紧密相关,是应对新征程中关键挑战的核心策略,旨在通过系统性创新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可以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难题的一个有效解决途径。”杨明杰说。 除此之外,制度性开放也是中国寻找经济新增长点、行稳致远的一个破题点。 “当下的制度性开放,是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得到的理论、政策、机制、法律以及技术层面的全面开放,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杨明杰说。 “回顾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策略主要表现为对国际市场需求端的单向输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当时主导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低附加值产品,难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得足够的发言权。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制度化保障的需求日益增强。随着中国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当中国逐步成为服务贸易的强国时,一个全新的发展局面随之而来。”杨明杰指出,目前中国服务业已涵盖技术标准、法律咨询、中介服务等多个领域。随着中国在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不断加深,服务业的发展也将更加迅猛。因为产品结构越复杂,对服务业的需求就越大,从而推动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 经过75年发展,中国经济已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巨轮正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航程扬帆起航、劈波斩浪。 中国正在向全世界宣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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