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差异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是仙人掌之所以能成为墨西哥沙洲中的奇观，而大熊猫却只栖息于中国川陕地区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的构成与档次的高低，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应该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产业的升级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不仅与一定环境下产业体系的技术进步相关联，市场需求的引导作用同样重要。不过，当主观诉求超越了体系所具备的能力时，市场的需求并不足以改变产业能力的客观实现。这就是目前国内在高技术装备制造领域的基本状况。新兴产业对装备的需求真实存在，但国内企业不足以应付，只能大量进口。国内装备制造业所涉及的高端领域如果一定说有，也只能说有劳动密集型的高端装备组装能力，而并非制造。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重新选择是艰难的
   经过30多年的不断积累与发展，中国制造业已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到了极致，在这一领域显示出无以伦比的竞争优势，并创造出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人们很容易发现，在全球的不同角落，中国日用工业品几乎无处不在。不过，事物的两面性也造成了因为过于执著、善长并习惯于这种比较优势，导致其他领域的能力，特别是技术密集产业的发育受到明显抑制。也因此在国内制造业结构上，显现出经济学界所描述的“荷兰病”的主要特征。尽管，以美国学者奥尔森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也曾尝试从其他层面分析产业之间在发育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
   显而易见，在目前国内装备制造领域中， “产权密集型”投资，用以推动社会包括产业技术能力持续发展的活动并不普遍，诸如欧美等工业发达地区那种，以获取技术资源包括技术人才为主要目的兼并收购案例少之又少。尽管政府层面也在积极倡导和推进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但这更多是出于对产业组织结构进行整合的诉求。
   美国GE公司成立126年来，在发展成为当今全球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供应与服务商的全过程中，针对技术及人才资源的兼并收购活动始终相随相伴。微软、洛克西德·马丁，包括目前市值居全球之首的苹果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无不如此。当然，健全而严密的交易制度与监管体系，是保证 “产权密集型”投资活动有效进行的前提条件。而当知识产权、技术价值得不到尊重和珍惜时，当山寨盛行、假货充斥、诚信缺失、商业陷井让人防不胜防，而又不必付出足以使之铭记的成本时，是谈不上“产权密集型”投资的。其结果不仅会削弱创新的动力，甚至会扼杀创新。而且，即使那些富于技术创新精神的小企业拥有技术成果 （创新性技术通常不来自于大企业），但因资源主要由那些效率不高甚至是低下的、在目前条件下拥有所有制优势的大企业所占有，将会使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变得艰难。而遗憾的是，这仅仅是目前国内高技术产业发育不正常原因中的一部分。
   创新应是一种习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已得到足够多的赞扬和尊敬。不过，要使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并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通过各种创新以保持旺盛的活力非常必要。但现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国内机床行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向各行业提供工作母机的机床工具行业，具有典型的技术密集的产业特征，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展开的 “高档机床攻坚战”，到“八五”、 “九五”期间，集中财力推进数控系统的难题破解，再到科技部从2010年启动的资金规模超过200亿元的机床重大专项。国家对机床行业的扶持是有力度和有延续性的。但在目前的国内机床行业中，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特征几乎得不到有尊严的体现。至今，高档数控系统行业瓶颈问题依旧，关键功能部件50%以上依赖进口。这反映出行业内在技术能力的提高及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生产方面仍需努力。
   十年间，国内机床行业专利发明授权专利在各专利项下 （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和发明授权专利）中的占比，从2001年的22.95%降至2010年的0.85%。
   高档数控机床国家重点实验室所依托企业，是以普通机床的规模化生产而著称。有研究报告认为，2010年，公司较高的期间费用率导致营业利润率仅为0.4%,公司净利润的大幅增加主要来自高达1.49亿元的政府补助。以此为背景，企业所获取的世界机床行业经济规模排名第一，与中国运动鞋生产总量全球排名第一之间，又有多大区别。
   事实上，30多年来，国内机床行业的运作模式，未能顺应现代机床产业发展的潮流和内在要求，在目前的现实中也无从破解。产能过剩，技术低端仍是行业的主要特征，尽管政府对行业进行了持续大量的资金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方式变化才是有决定性的，就像有效的制度体系，才是保证创新活动持续而活跃的前提。
治理应从水土开始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不仅具有资金、技术密集的特点，而且投资回报周期长，实施技术创新的风险巨大。而从资本的属性来看，在目前的产业背景下，投入这一领域的机会成本过高。如果在政策导向上没有更实质性扶持措施的话。而对于存量的产业资本而言，除了极少数企业外，大多数企业没有对研发的较大规模投入能力。这就是在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和挖掘机等毛利水平较高的产品生产领域，会出现严重投机行为和“羊群效应”的重要原因。
   而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常态化，还能在更深层次找到原因，比如目前国内教育制度的畸形发展， “成王败寇”传统文化中对失败者的低包容度，风险投资制度发育的不成熟以及政府责任的缺失等。这些都使得中国装备制造业在技术发展的层面陷入到一种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之中，而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一位业内人士悲观地认为，工程机械行业液压系统的瓶颈问题，也许五至十年都难以解决。因为，目前我们甚至连国外同类产品的原材料成份都还无法搞清楚。在他看来，只有采取像韩国那样举国家之力的方式，才能逐步实现追赶或者是切实的能力提高。
   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科技体制改革，国内的绝大多数产业领域的院所已转为经营性企业。这使原本就不强的基础、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严重削弱甚至是缺位。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构成应为：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实现产业化。而目前只有以企业为主体的后段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在统计数据上，国内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逐年提高。而且，即使是对这后段的投入方式同样大有可商榷之处。如果强调资源效率发挥最大化的话。
   中国制造业包括装备制造业，目前还普遍存在 “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浮躁现象，耐不住寂寞和诱惑，缺乏专注精神。而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的老子哲学精华，已在这种氛围中远去。
   的确，上世纪 60年代，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还在做制表机的 IBM敢于投资 50亿美元，研发可编程的计算机，也许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的时间表将被延迟。同样，如果没有适宜的水土环境， “鱼米之乡”绝不会从天而降。(本报记者 邓继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