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制造与美国制造放在一起比较，绝对是个有分量的话题。
   最近国际媒体在热炒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4月12日的文章断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给中国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结论是，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版图将发生巨大变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再度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制造业可能完全失去优势。
   尽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很新鲜，但是，作为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工业，应该对之引起特别的关注。正如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所说，生产方式的变化会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第三次工业革命让技术和制造可以结合起来，劳动力成本的高或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美国政府目前已经着手制造业回归的研究。这样的趋势向中国传递了一个不得不深思的命题：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路到底该怎么走？

A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什么？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以数字化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为代表的一个崭新时代。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

   “以前工业革命的划分标准和英国 《经济学人》划分的标准不太一样。以前是以新兴技术的兴起来划分的，英国 《经济学人》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来划分的。因为划分标准不同，按照英国 《经济学人》的说法，第三次产业革命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工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李晓华表示。
   英国 《经济学人》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英国纺织业，机器化代替手工纺织，促使工厂诞生。20世纪初，亨利·福特发明的装配制度将人类引入大规模生产的时代。这两次工业革命让人类变得更富有，更多城市兴起。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开始，制造业正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它不仅改变着商业，还有许多其他领域也将受到影响。大量引人注目的科技正在涌现，包括智能软件、新兴材料、更灵巧的机器人、辐射范围更广的网络服务等。
   按照他们的定义，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以数字化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为代表的一个崭新时代。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一种可能的趋势是，过去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到发达国家中去。
   而最近中国制造业出现的一些苗头性的问题正加深国际媒体的这一看法。最近的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回迁到美国。另有消息指出，欧盟也正制定相关政策准备迎接相关企业回流。
   有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缺乏科技创新的灵魂，所依赖的人工成本和基础资源成本的优势已经式微。中美成本差距日益缩小，导致美国制造业回流。如果说两年前这只是部分美资的意愿或是备选方案，到2011年上半年已经成为现实。其中已经回迁美国的企业至少有耳机生产商Sleeku－dio、玩具生产商Wham-O、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比勒、ATM机器生产商NCR，发光二极体生产商SeesmartLED，就连福特汽车也开始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零部件。
   这样看来，也无怪乎最近很多外国媒体认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是这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受害者。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而在新兴的领域中，由于大量的外资企业要迁回本国，这将使中国制造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但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看来，像美国的制造业回归，现在主要的因素还不在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不在于技术因素，而是制造业成本。
   冯飞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成本差距在逐渐缩小，甚至这种缩小的幅度超出预期，主要是中国的国内因素造成的，比如人力成本上涨。二是美国的低价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价格比其他国家都低很多，甚至是我们天然气价格的七分之一，形成全球能源价格洼地。三是美国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目前造成美国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开始复苏苗头。

B
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中国几何？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的负面影响目前来看还很有限。但中长期的影响，不能掉以轻心，如果现在不加以规划应对，当数字化制造技术、成本发生质的变化时，对中国的冲击将非常厉害。

   虽然没有国际媒体传的那么耸人听闻，记者采访了解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现，已经让中国工业界产生了很强的紧迫感。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接受 《解放日报》专访时表示，数字化技术的变革，会使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第三次工业革命最核心的人工智能数字制造技术，一方面会导致生产方式产生变化，使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生产、销售环节的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会因为更多地使用机器人技术，从而使劳动力成本降低。美国的目标就是使制造和维护机器人的成本低于人工劳动力。可以想见，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三维快速打印成型系统技术的普及，会使个性化定制越来越普遍，只要条件允许，生产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 “第三次工业革命”会使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两者最终接近甚至逆转，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而言，相对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地位就会失去。
   周振华指出，生产方式的变化会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第三次工业革命让技术和制造可以结合起来，劳动力成本的高或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美国政府目前已经着手制造业回归的研究。这样的趋势向中国传递了一个不得不深思的命题：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路到底该怎么走？
   周振华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一个中期可预见的愿景，目前来看还不会对现有生产工艺全覆盖，数字化技术未来的适应范围到底多大，还很难说。但趋势无法改变。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就是适应这种趋势而作出的部署。
   赛迪智库世界工业研究所副所长吕萍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经济的影响，应该是既有好的方面，又有坏的方面。从长远来看是利好的，如果中国不提前准备，可能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将由发达国家去引领。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施加了竞争压力，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
   在吕萍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可能会带来暂时性的问题，如短期内出口受阻、南方地区工人就业和结构调整带来的工业发展步伐放缓等问题。但还是应该带着积极乐观、欢迎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趋势。
   李晓华也表示，目前，只能说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就目前来看，对我国工业经济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这有点类似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工厂纺织业的出现对手工纺机纺织业的冲击。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很低，但西方国家的蒸汽织机的生产效率更高，足以抵消中国的成本优势。到清朝末期，进口洋布几乎将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给摧毁了。现在 《经济学人》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此非常类似。从长远来看，如果工业机器人能以足够低的成本来生产，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再明显，会对中国工业带来严峻的挑战。
   李晓华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的个性化生产，数字化制造、3D打印等等，根据用户的个性化要求来生产。由于个性化产品的成本要高于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在现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消费者应该会更加追求低成本的产品，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到经济恢复后要大一点。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的负面影响目前来看还很有限。但中长期的影响，不能掉以轻心，如果现在不加以规划应对，当数字化制造技术、成本发生质的变化时，对中国的冲击将非常厉害。
   冯飞表示， “目前要做判断，说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端倪更合适，这个影响可能是逐渐升华，在未来若干年才会体现出来。”
   冯飞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就地化生产。比如说数字化制造所带来的便利，贴近消费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市场需求有快速的反应能力。这会影响到产业竞争力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回流到市场范围大、市场需求多层次比较突出的一些地区，实际中国也具备特点，中国13亿人口大市场太诱人，同时呈现个人化的特点。
   因为中国如果说整个经济发展转为内需主导，我想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过程当中可能就地化生产，对中国来讲可能反而是一个机遇。但是也存在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分散决策，包括生产的分散化和决策的分散化，这是非常关键的。相对于未来的分散决策，目前中国的政府集中决策，可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前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

C
人工智能冲击传统制造
   中国的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应对第三次产业革命，一是要加强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二是由政府来推动示范性市场的应用。

   已经日趋成熟的3D打印技术和工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之一。3D打印机是按设计好数字模型，用各种材料，以叠加工艺 “打印”出各种终极产品。整个 “打印”过程无需人工参与，而且制造的标准化、精确度远胜于人工。
   数字化制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与互联网技术密切相关的。制造企业提供数字化模型，用户和代理商可以用3D打印机将产品 “打印”出来，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厂，连同制造业工人将越来越少。维基的生产方式将不再只是在信息和知识生产中有效，通过大规模协作，大量的个性化产品将被设计并 “打印”出来。
   工业机器人技术日益成熟，也是数字化制造的另一大标志。机器人本质上是电脑，所以也遵守每18个月性能提高一倍、价格降低一半的摩尔定律。实际上，早在2006年， 《福布斯》杂志就预言，当工业机器人价格降到2万美元左右，而性能趋于成熟、稳定和易用，就会出现制造企业引进工业机器人替代工人的浪潮。
   事实上，不少制造企业，包括一些中国的制造企业，已经大量引进工业机器人。富士康去年宣布在生产线上使用机器人。深圳一家生产无线键盘和鼠标的企业雷柏公司，目前已经引进一批 ABB公司的工业机器人。雷柏公司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产值增加了两倍多，工人数量则从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
   有数据显示，日产汽车在英国桑德兰有一家工厂，它在1999年的员工数是4594人，产量是27万多辆，而在2011年，员工数量是5462人，产量则达到48万多辆，原因就在于这家工厂大量使用了数字化工控设备。
   制造业数字化技术对人工的替代会对就业形成一定压力。“美国、日本制造业工人是非常少的，大部分劳动力在服务行业就业，但是这种就业结构是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实现的。如果这个发展阶段留给中国的时间比较少，那对中国的就业压力会比较大，但如果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能保持的久一些，就会较好地实现就业结构的转变，第三产业将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
   “中国现在吸纳就业的还是纺织服装加工、电子装配等行业，而对这些行业来说，机器人的成本相对还是更高一点，目前阶段大规模替代人工还是不划算的。”李晓华说。
   李晓华指出，现在中国的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应对第三次产业革命，一是要加强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二是由政府来推动示范性市场的应用。比如支持一些大学、研究院所，甚至个人用户采购3D打印机，通过支持新技术应用市场的发展，促进一些前沿技术加快成熟。像北京、上海等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和知识人才比较集聚的地区应该加快发展工业机器人等产业，一方面使中国未来能够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另一方面，当生产方式真的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的数字化制造的阶段，中国也有相应的装备基础。

D
中国工业如何“突围”
   体制机制要变革才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不是单一政策的调整，是系统性变革问题，这种系统性变革要求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规划，这对我们是最大的挑战。

   国务院参事汤敏日前表示，如何才能不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呢？需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层面上进行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
   一要抓教育。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而当前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出、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具有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
   二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没有创业的创新是无本之木，只能是多几篇论文，多几个科技成果奖而已。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到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以及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在我国还远未成气候。鼓励更多人去创新创业，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创业板市场，是我们能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在新工业革命到来时，政府要及时转变角色。在工业革命中一大批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行业要被淘汰。有死才有生。政府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些落后国有企业和近期内能提供很多税收的旧行业，人为阻碍企业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在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市场中，政府的运营机制很难适应瞬息多变的技术与市场。在新工业革命中，政府不转型，企业难转型。
   冯飞表示，由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对中国来讲冲击还是很大的。当然中国相对于其他一些国家还具有一些综合性优势，低成本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结合是许多国家无可比拟的。
   政府要适应这些趋势性的变化，企业也要捕捉发展和调整的机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特点是低成本，加工组装有很强优势。但是，要把个性化服务及时转化为产品这就考验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否把市场需求在产品设计中及时体现出来，这是核心的东西。如果我国能把短板补齐，发挥超大规模国家多层次市场的优势，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危机转化为机遇。
   数字化制造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明显提高，必须具备驾驭这些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的人才。现在出现了人才结构供给的扭曲，应该把如何提高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来考虑。人才战略除了要关注高端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还要着眼于培养高技能的技术人才。
   体制机制要变革才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不是单一政策的调整，是系统性变革问题，这种系统性变革要求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规划，这对我们是最大的挑战。
   李晓华强调指出，虽然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的影响将来会很深刻，会改变未来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但中国目前仍然要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毕竟大规模生产的成本更低，市场需求比个性化的需求更广泛，另外从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就业的角度来说，更是不能忽视。因此，要采取措施，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尽可能长的保持在中国。(本报记者 陈祎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