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立臣
   6月5日，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 《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这是自2017年第一稿后再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6月19日。与上一稿相比，新 《征求意见稿》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医药代表行为负责；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不得参与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对医药代表有必要的培训。
   结合此前和同期公布的其它法规，不难看出国家严格监管医药代表职业行为，重拳治理商业贿赂的决心。但是，商业贿赂涉及多个层面。笔者认为，仅仅针对医药代表进行规范，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商业贿赂。
   目前，在供给侧产生医药商业贿赂的原因有：医药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只能通过大量的营销费用支撑业绩持续上升；我国药企多为仿制药企业，创新药不新；既往的商业贿赂打击惩戒没有形成警世作用等。
   在医院端，药品进入医院有较长的流程，药品使用要通过医生，药品回款要药房统方，都容易造成商业贿赂。根本原因在于医生、药师收入结构存在问题，当其价值得不到体现时，就容易滋生贿赂。
   在患者端，患者购药没有选择权，不能自主选择购药途径，比如外部药房根本不卖医生处方上的药物，或者医院指定院外药店等。
   从上述三个层面可以看到，医药代表既不是医药商业贿赂的责任主体，也并不愿意进行商业贿赂。医药代表只是供给侧和销售端商业贿赂需求的执行人。
   笔者认为，单纯规定医药代表的行为，无法真正有效治理商业贿赂。治理医药商业贿赂应当是一个系统工程，规范医药代表只是其中的一环，更重要的是应该规范供给侧和医院端，改正我国处方药物的购销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药品同质化竞争、医生和药师的价值体现和收入结构不合理、患者没有购药选择权等问题。
   笔者建议，国家药监局针对供给端，进行化学药一致性评价、中成药上市后再评价、中药注射剂临床评价；国家医保局针对采购端，持续推进公平、公正、公开的带量采购，大幅度压缩商业贿赂空间，并通过信用机制打击违规医药企业；卫健委针对医院，改革医生、药师收入结构，体现医生、药师价值，让医药工作者赚取合法收益。针对医院相关方收受商业贿赂行为，应明确惩治条款，例如取消医生处方权，甚至取消行医资质，涉及违法的，由执法机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