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立丽

　　随着数字技术、算法推荐机制与智能传播平台的迅猛发展，思政教育的传播生态正在经历深刻重构。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共同作用下，传统以文本理性与课堂灌输为核心的思政教育模式逐渐被解构，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回归性”特征，即在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思政教育在传播形式、互动过程与对象结构上出现类似早期社会的信息组织形态。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和机械地倒退，而是在高度文明的数字化外壳下，思政教育生态因应技术逻辑而发生的深度转折。

　　数字时代思政教育传播载体回归视觉符号。数字时代思政教育“原始化”现象的首要表现，是传播载体的视觉符号化回归。原始社会时期，因文字缺失，人类通过肢体语言、图腾岩画等视觉符号整合集体观念。在传统纸媒与课堂教育时代，思政教育主要依托教材文本、理论阐释与逻辑论证，强调概念体系的层级性与逻辑严密性。进入数字时代，表情包、短视频等强视觉符号再次占据主流。这一回归体现为一种技术赋能下的符号升级。一方面，理论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被拆解为图像隐喻、场景化表达或短视频片段，从而形成低门槛、可理解的传播形态。抽象理论被压缩为可视化符号单元，复杂概念被转化为情绪化、碎片化的视觉表达。另一方面，视觉符号逐渐从辅助工具转变为主导载体。在算法推荐机制驱动下，视觉冲击力与情绪感染力成为内容传播的重要评价标准，理论内容不得不适配平台“流量优先”的逻辑。这种趋势导致思政教育内容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去文本化”，理论的抽象性、逻辑性与系统性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感官化、即时化的信息呈现方式。与此同时，虚拟现实、元宇宙与数字人技术的发展，使思政教育进入高度符号化空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虚拟身份参与互动，现实身份被数字符号替代，传播关系转化为符号系统内部的信息交互。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传播方式，也重塑了教育关系的存在形态。

　　数字时代思政教育过程回归“自发性探索”。思政教育过程的“原始化”，主要体现为从“单向灌输”向“自发性探索”的复归。原始教育雏形往往产生于生产实践中的自发学习，没有严格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界限。而传统教育体系中，教育者占据主导地位，负责知识体系建构与价值引导；受教育者则在课程教材体系中接受系统化知识输入。这种模式强调知识的连续性、系统性与逻辑完整性。但传统教育场域中固定、单向的授课模式，正在被“数智”空间下的双向互动颠覆。去中心化、拟象化与镜像化的传播方式，消解了教育者的知识垄断地位，使得话语权从制度化主体向多元网络节点分散。同时，数字平台生产机制催生了知识的碎片化表征。传统的结构化、层级化理论体系，被切割为短视频片段、图文卡片与话题标签等离散单元。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变化虽提升了内容的时尚感与即时性，却也加剧了知识传播的非连续性与跳跃性，使得受教育者在获取信息时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探索”特征，但也弱化了系统性理论的深度建构。

　　数字时代思政教育对象回归“部落化”。思政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思政教育的教育对象回归“部落化”。从认知根基看，数字时代催生了与原始神权崇拜同构的“数字化崇拜”。原始人类因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局限而产生神权崇拜，而今，由于普通用户难以洞悉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遂将算法输出的碎片化信息视为“绝对理性”。这种对技术的认知依赖与价值盲从，导致个体放弃深度思考，盲目将AI生成内容等同于权威结论，将“高流量”作为真理标准，从而在实践中陷入技术依赖的陷阱。从社交结构看，算法推荐机制重构了“信息部落”。数字部落的过滤算法如同原始部落的血缘纽带，将兴趣偏好相似的用户聚合在一起。在“信息茧房”效应下，用户接收的信息同质化程度不断加深，对异质内容的排斥感增强。受众沉浸在自我认同与自我话语建构之中，形成了难以跨越的“认知壁垒”，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圈层间的传播面临着严重的“部落边界”阻隔。

　　数字时代思政教育的“原始化”现象，实质是技术逻辑对人文逻辑的重塑。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回归具象化的传播手段是顺应时代的必然，同时必须警惕娱乐化对理论实质的消解；强调互动的自主性是提升教育吸引力的关键，但不能以牺牲知识的系统性为代价；关注圈层文化是精准传播的前提，但更需打破“信息部落”的认知藩篱。面对这一范式转型，思政教育需坚持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并重。既要善用视觉符号工具提升传播效能，又要筑牢理性认知的基石；既要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教育空间，又要强化理论的结构化传承。唯有在保持数字时代敏锐度的同时，坚守意识形态教育的价值底色，才能在“原始化”的表象下，实现思政教育向更高级、更具实效性的现代形态转型。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