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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晓星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入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既是硬约束，又是新动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语境下，如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内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已成为一项关键的时代课题。实践表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引擎的新质生产力，正凭借其高渗透性、强关联性与倍增效应，与绿色转型议程形成深度耦合。从重塑能源结构与产业流程，到革新生态系统监测与金融服务模式，数字技术正在驱动发展范式向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向进行系统性重构。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迭代升级，更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治理模式与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其核心在于重塑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间的耦合关系，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增进。
从“粗放”到“精准”：绿色技术重塑生产侧的内在逻辑
传统工业文明范式下的线性经济模式，长期面临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负外部性的结构性困境。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摆脱对传统增长路径的依赖。它的内在要求是扬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有范式，以革命性技术突破与要素重组带动全要素生产率跃升，并将生态约束内生为效率边界，致力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脱钩”。
数字技术作为实现这一机制的关键载体，正深度渗透生产全流程。在工业生产领域，基于工业互联网架构的智能感知体系，可对能源消耗、物料流转与污染物排放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精准量化与动态追踪，使得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估不再依赖粗放的宏观估算，而是能够深入微观生产单元的实时数据流。决策层面，借助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算法，生产系统得以实现智能决策与闭环控制，进而达成能源供给的动态优化与废弃物生成的源头削减。无论是钢铁冶炼过程中的智能配煤优化，还是化工园区内“黑灯工厂”的自主运行，数字技术正为传统产业植入智能化与绿色化的“数字基因”，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其生态足迹。
从“被动”到“主动”：智慧赋能提升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
长期以来，传统环境监管模式受制于“信息孤岛”“时空错配”与“监管延迟”等瓶颈，治理效能亟待提升。如今，由数字技术构建的“空天地一体化”多源感知网络，正从根本上破解这些难题，构建起全域覆盖、动态预警的生态环境数字孪生系统。
一是监测网络化。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无人机巡航系统与地面物联网传感器协同工作，织就严密的生态监测网络，使得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全要素的系统性保护成为可能。二是识别智能化。人工智能视觉识别技术能够即时甄别异常排污、秸秆焚烧等环境违法行为，大数据模型则可对区域环境质量演变趋势进行模拟预测，为环境政策制定与精准施策提供坚实科学依据。三是执法闭环化。数据证据链提升取证效能，异常处置与溯源问责实现在线闭环，生态修复成效通过复核监测达到“可量化、可验证、可复制”。这种“感知—分析—预警—处置”的闭环治理模式，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末端处置向源头预防、从事后应对向风险前置转变，显著提升了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从“割裂”到“融合”：新业态引领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
绿色转型不仅是生产端的技术升级，更是消费端与服务端的系统重塑。平台经济与绿色技术叠加，正催生一批低碳新场景，通过培育绿色新业态，引导可持续生活方式成为社会风尚。数字平台通过优化算法与高效供需匹配，显著提升社会闲置资源（如车辆、空间）的利用效率，催生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循环利用模式，有效降低社会运行的总体碳排放强度。
更为关键的是，数字技术使得消费行为的环境影响变得可度量、可追溯、可激励。产品“碳标签”的可视化查询、绿色出行行为的量化积分等应用，成功将生态文明的宏观价值导向内化为公众可参与、可感知的微观行为准则。当“算力”与“绿电”深度融合，当“数字代码”与“绿色碳码”实现同构，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便不再是需要付出高昂经济代价的“减法”，而是演变为释放巨大潜力的数字赋能“乘法”。
诚然，以数字技术助推绿色转型仍面临数据要素产权界定不清、跨行业数据壁垒、数字鸿沟以及技术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等结构性难题，但这恰恰指明了未来深化改革与创新的方向。因此，亟待在顶层设计层面强化政策协同，构建安全高效的数据要素流动与治理机制，以制度创新护航技术变革的深入推进。
总而言之，绿色转型不是附加在发展之上的“成本项”，而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函数重写”；新质生产力也并非对既有生产力的线性叠加，而是以数字技术为舟楫、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生态为硬约束、以绿色发展为航向的系统性重构，引领我国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阶段。究底视之，其所擘画的，不仅是产业竞争力的新高度，更是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与生态秀美协同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项目编号】本文系2024年度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根基研究”(编号：XDCX2024Y08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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