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华
老工业城市的典型特征是重工业占比高、生产型空间组织强,容易形成“重生产、轻消费”的路径依赖。这种格局在工业化阶段具有效率优势,但在消费社会和后工业阶段,会制约服务业发展和消费市场扩容。转型要突破这种依赖,必须引入新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而青年恰恰是这三种结构变化的直接推动者。从需求看,青年消费更偏向体验、品质、社交和数字化,能够带动服务业细分、消费场景创新和城市功能更新。从就业看,青年更倾向进入新兴服务业、数字经济和创意产业,为城市注入新的产业形态。从空间看,青年对居住、通勤、休闲、社交空间的要求,会倒逼城市从“生产型空间”转向“生活型空间”。因此,青年不是转型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转型的结构性推动者。这一判断意味着,老工业城市在制定转型战略时,不能仅仅把青年视为需要吸纳的劳动力或需要满足的消费群体,而应将其视为重塑城市功能与空间逻辑的关键行动者。
然而,老工业城市转型面临的最大约束,往往不是资金或技术,而是青年流失。青年外流会同时削弱消费需求、创新活力和人口基础,使城市陷入“产业转型慢—就业机会少—青年流出—消费萎缩—转型更难”的恶性循环。青年作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大量外流直接造成本地消费人群减少、市场活力下降,新潮消费需求萎缩、新兴业态培育缺乏客源支撑。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青年流失往往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一旦某一临界规模的青年群体离开,城市的社交网络、文化氛围和创业生态便会随之退化,进而降低对剩余青年的吸引力。反之,如果能留住青年、吸引青年,就能形成“青年集聚—消费活跃—服务业发展—就业增加—青年留下”的正向循环。因此,青年发展与老工业城市转型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循环关系:青年越发展,城市越有转型动力;城市越转型,青年越有发展空间。打破恶性循环、构建良性循环,是老工业城市转型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难点,在于循环的启动需要外部干预与内部激活相结合,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自动实现。
在明确青年作为结构性力量与关键风险变量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看到,产业转型与青年发展之间应当形成双向赋能的关系。老工业城市转型要为青年发展提供新空间。传统工业基础可以向消费终端延伸,催生产品设计、品牌运营、电商直播、文旅研学等新岗位;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会带来服务业扩容,为青年创业、就业和灵活就业提供更多选择。老工业城市往往具有工业文化、集体记忆和空间遗存,这些资源如果转化为文创、文旅、研学等新业态,就能形成区别于一般消费城市的独特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是简单的“怀旧消费”,而是将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化资本,进而嵌入青年消费与创业网络的过程。
与此同时,青年发展也能为城市转型注入新动能。青年对圈层化、沉浸式、社交化消费的需求,能够带动潮流街区、文创园区、电竞产业园等专属体验空间建设,培育本土消费IP,形成稳定的圈层消费生态。青年参与产品创新、品牌打造、促消费活动,能充分激发城市消费活力。青年在这种转型中,不只是消费者,也可以成为创作者、运营者和城市品牌的传播者。换言之,青年不仅是城市转型的受益者,更是转型过程的参与者和价值共创者。这种参与式转型,有助于增强青年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进一步巩固青年留驻的意愿。
推动青年发展与老工业城市转型良性互动,需要把握三点。第一,以产业转型创造青年机会,推动工业终端化、服务品质化和数字产业化,让青年有业可就、有业可创。第二,以消费升级激活青年活力,培育青年友好型消费场景和圈层业态,让青年愿意消费、愿意留下。第三,以城市治理回应青年需求,通过保障性租赁住房、青年驿站等政策降低居住成本,打造社交、文体等多元公共空间,在住房、通勤、文体、公共服务等方面降低青年生活成本,提升青年获得感和归属感。
总之,青年发展与老工业城市转型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一条互促共进的螺旋线。青年因城市转型而获得新机会,城市因青年发展而获得新动能。只有把青年置于转型的中心位置,老工业城市才能从“生产基地”走向“消费城市”,从“产业驱动”走向“人与城市共同成长”。这一过程既需要理论上的自觉,也需要政策上的系统设计。唯有如此,青年与城市才能在双向塑造中实现真正的同频共振。
(作者单位: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6年度包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包头市“十五五”发展战略与“1144”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专项课题包头市从生产型基地向消费型城市转型路径研究(编号:2026-CY03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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