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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成龙
社会工作是国家治理之基石，其有效部署对于推进治理现代化、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增进民众福祉至关重要。新就业群体正以其独特的就业形态、灵活的工作方式及强大的创新能力，逐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新就业群体的快速崛起，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凸显。如何加强新就业群体的基层治理，以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新就业群体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新就业群体，通常包括平台经济从业者、自由职业者、远程工作者等，通过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传统就业模式的时空限制，就业方式灵活多样的工作群体。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群体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还以其高效、灵活、创新的特点，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新就业群体以其多元的知识体系、丰富的实践积累及独到的创新思维，为数字经济领域输送了多样化、高素质的人才资源，精准对接了数字经济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同时，其灵活的用工模式为数字经济企业提供了高效的运营弹性，使企业能够迅速响应市场变化，动态调整用工规模，有效控制成本并提升运营效率，从而更稳健地应对市场环境的快速变迁。
数字时代新就业群体劳动的新征候管窥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多达8400万人，已成为我国劳动群体重要力量，其在劳动时间、用工模式、工作内容、考核机制及组织形态上具有独特性，故我国现行的基于固定劳动关系和稳定用工形式的社会治理机制已难以适应新变化。具体而言，我国新就业群体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新就业群体中的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其劳动成果往往被平台企业掌控，个人与劳动成果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疏离感，劳动成果成为异己的存在物。二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其劳动过程被高度标准化和监控，平台对劳动时间、路线、服务态度等进行严格管理，使得劳动过程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活动。三是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新就业群体在劳动中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职业身份模糊，归属感缺失，缺乏相应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以致在劳动中感到迷茫和空虚。四是人际关系的异化。新就业群体在劳动中面临着与同事、顾客之间的疏离和冲突，竞争压力与利益冲突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不仅影响新就业群体的心理和社会融入感，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新就业群体的基层治理困境
新就业群体作为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新兴力量，在基层治理中凸显出多重复杂挑战。
一是组织覆盖不足。党建引领下仍然存在治理盲区。这些盲区流动性强、分布广泛，传统党组织难以全面覆盖；党员身份识别难，归属感缺失，流动党员党支部管理和激励机制的缺乏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二是社会保障缺失。权益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基于固定劳动关系的社保制度难以适应其灵活工作模式，社保缴纳渠道不畅，工伤赔偿难以落实，职业培训机会匮乏，阻碍了个人提升与发展。三是社会认同感低。心理压力与职业歧视并存。新就业群体易受偏见与歧视，如外卖员希望劳动获得尊重、快递员希望小区对快递更友好、网约车司机希望从业有稳定保障等等，长期心理压力与负面情绪积累，影响其心理健康，还可能加剧潜在社会矛盾。四是参与度不高。从治理对象到治理力量角色转变缓慢。虽然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让新就业群体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如设立志愿者服务队、鼓励加入网格化管理等，但缺乏有效动员机制、反馈渠道不畅、政策宣传不足等因素，导致实际参与社会治理人数比例偏低。
新就业群体基层治理的策略思考
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面临组织、权益、认同与参与等多重挑战，需多维度策略以促进其有效融入社会治理体系。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加强新就业群体中的党组织建设，引导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与自我提升。依托党建平台促进与社会的有效互通，打破信息壁垒，缓解该群体异化感，增强其社会认同感与融入感。二是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基石，搭建与新就业形态相适配的法律框架，明确界定其法律地位与权益边界，强化法律执行与监管，确保其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三是社保体系的革新势在必行。革新传统框架，探索灵活多样的社保模式，如设立专项基金、推广商业保险等，以覆盖新就业群体多元需求，减轻经济负担，提升生活品质。四是推动行业自律与规范发展是关键。设立行业联盟或协会，制定行业自律准则，引导平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优化算法管理，保障其合理报酬与休息时长，营造公平、健康的就业环境。五是重视新就业群体职业发展与技能提升。鼓励跨界合作，整合教育资源，提供定制化、实战化职业培训，拓宽职业发展路径，激发内在潜能。六是加强社会认同与心理关怀。通过媒体宣传、文化交流等方式，提升公众对新就业群体的认知与尊重，营造包容、支持的社会氛围，同时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服务，助其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认同双重回归。
（作者单位：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绿色发展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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