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举国体制下知识溢出驱动科技攻关的三重逻辑

　　■  孙 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随后，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强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科技攻关提供强大动力。知识溢出作为驱动科技攻关的核心动力，其逻辑体系既展现了历史演进的深刻轨迹，又反映了科技攻关在现实需求上的迫切要求，最终通过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凝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理论创新。

　　体制演进催生知识溢出结构，奠定科技攻关的历史逻辑。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科技基础薄弱和外部封锁压力，国家采取集中资源、发挥集中优势的战略模式，以解决关键技术瓶颈。这一时期科技创新由国家主导，知识溢出的形式主要体现在通过行政命令、项目统筹等方式，整合军事、科研和地方单位资源，重点推动“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进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技创新逐步转向市场化、国际化的混合模式，知识溢出的效应初步显现。尤其在加入WTO后，国家开放科研合作，吸引外资与技术，推动了技术引进与本土化吸收，形成了广泛的技术溢出与经验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知识溢出的驱动力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的技术突破，而是通过国家制度设计与政策引导，推动跨领域、跨部门的协同创新，特别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家通过宏观调控与精准政策，增强科技资源的整合效率，提升知识流动性与应用性。中国政府网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授权发明专利92.1万件，同比增长15.3%，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首次跃居全球第一。这表明知识溢出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的重要形式。

　　发展转型激发知识流动活力，映照科技攻关的现实逻辑。面对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一政策部署为新型举国体制下知识溢出驱动的科技攻关提供了现实逻辑基础。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技术封锁和创新瓶颈。在此情况下，新型举国体制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整合国家资源，加速知识的内外溢出，不仅能够有效打破技术壁垒，还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对科技攻关的需求日益迫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和高端产业升级迫切需要突破一批制约发展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半导体、光刻机和人工智能等一批颠覆性、引领性和战略性技术攻关已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当务之急。此外，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各类创新平台和人才集聚，通过国内科技主体的知识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使得知识溢出能够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为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突破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理论传承推动生产理论转型，指引科技攻关的理论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新型举国体制下知识溢出驱动的科技攻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支撑和引导，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大生产力要素的辩证统一，形成了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理论逻辑体系。首先，劳动者作为知识创造与扩散的主体，其智力劳动和协同能力决定了科技攻关的创新深度和溢出效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知识型劳动者通过参与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在跨学科合作中实现知识的集成化和系统化，从而推动知识溢出的深化与扩展。其次，劳动资料是知识溢出的物质形态，其创新性和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科技攻关的效率。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劳动资料的智能化与数字化发展，使得知识溢出得以通过更高效的传递机制转化为技术成果。最后，劳动对象作为知识溢出的客体，是科技攻关过程中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核心领域。当数据、算法和模型成为劳动对象的新形态，知识在科技攻关中的转化也变得更加灵活和精准，不仅强化了知识与生产力的内在联系，还体现了新质生产力高效、创新、绿色的核心特征。

　　新型举国体制下知识溢出驱动科技攻关，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是理论传承的创新实践。未来，应持续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知识高效流动与转化，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