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工智能的立法展望

　　■  高宇石 刘斌

　　技术迭代催生立法新命题。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从ChatGPT引发的“饭碗焦虑”，到自动驾驶技术的伦理争议，从算法歧视引发的公平性质疑，到深度伪造技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人工智能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国务院连续两年将《人工智能法草案》列入立法工作计划，标志着我国正加速构建人工智能治理的法治框架。如何在保障技术创新的同时筑牢安全底线，已成为全球立法者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立法必要性

　　技术“双刃剑”呼唤制度笼子。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是风险治理的迫切需求。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渗透金融、医疗、司法等关键领域，其“黑箱”特性导致算法歧视、数据泄露、责任认定等风险日益凸显。在技术治理层面，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社会运行规则，其核心矛盾在于技术的双重属性。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具有显著的社会赋能效应，但是其自主决策机制与人类价值体系存在潜在冲突。当技术系统的决策过程呈现“黑箱”特性时，传统法律责任体系难以有效归责，进而引发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新型社会风险。这体现了技术、伦理、法律三者的实践悖论。在制度建构维度，现代法治国家面临着创新激励与风险规制的动态平衡难题。根据法律与科技互动理论，技术创新往往超前于制度供给，需要构建适应性治理框架。这种框架应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动态立法机制以应对技术迭代，弹性监管工具以包容创新试错，风险预警系统以防范系统性危机。从全球治理层面考察，人工智能领域的规则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各国通过立法确立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实质是争夺未来产业主导权的制度博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通过风险分级制度构建技术壁垒，美国通过柔性监管体系强化技术优势。我国也亟待建立既能接轨国际规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领域立法体系，以便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争取话语权。

　　立法现状

　　多层次探索中的中国路径。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体系雏形初现，已形成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立体的规制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构成基础法律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填补特定领域空白。有学者指出，分散立法导致规则衔接不畅，部分领域存在监管真空。在理论层面，这种分散立法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应用场景复杂多元的发展初期特点，以灵活多样的规则及时回应了部分紧迫问题，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社会各领域，其局限性愈发凸显。不同位阶、不同领域的立法缺乏统一协调机制，致使规则间存在矛盾冲突。例如，数据相关立法中，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数据权属界定存在差异，致使在人工智能数据收集、使用环节易引发争议，进而增加企业合规成本与法律风险。监管真空地带也滋生诸多隐患，如人工智能算法“黑箱”问题，因其涉及复杂技术原理，现行法律难以及时介入规范，可能导致决策歧视、侵犯隐私等不良后果，损害公众利益与社会公平。从法理学角度看，法律体系应具备内在一致性、协调性与完整性，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的分散现状显然与这一要求相悖，不利于构建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秩序。为突破这一困境，亟待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一部综合性、统领性的人工智能基本法，明确核心法律原则、通用规则与监管框架，梳理现有立法，通过法律解释、修订等方式，实现人工智能法治体系的有机整合与协同增效，为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健康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

　　核心议题

　　立法争议中的平衡艺术（即安全与发展的价值抉择）。安全与发展在人工智能法治中犹如天平两端，需要精妙权衡。安全价值取向聚焦于防范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涵盖数据泄露、算法偏见、恶意攻击利用等潜在威胁。依据风险规制理论，面对人工智能这类新兴且复杂技术，需构建严密法律防线，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公民权利不受侵害。例如，在自动驾驶领域，确保系统安全性关乎驾乘人员及道路行人的生命安危，要求立法对技术可靠性、故障应急处理等制定严苛标准。但发展价值强调营造宽松创新环境，激励技术迭代升级与产业蓬勃兴起，过度严苛的法律会抑制企业研发热情、阻碍技术的扩散应用。故而，立法者面临艰难抉择：若过度侧重安全，层层设限，虽能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却可能阻碍技术创新步伐，使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落后；若一味追求发展，放松监管，又可能导致风险失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要实现二者平衡，需引入比例原则，在制定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时，精准评估安全规制措施对技术发展的影响程度，确保每项限制措施都是实现安全目标所必需且对发展损害最小。同时，借助动态立法理论，根据技术成熟度、风险演变态势，适时调整法律规范，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为人工智能发展预留充足空间，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稳健前行。

　　立法路径

　　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我国在该领域的立法进程需要兼顾两个维度：既要遵循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特色。我国已形成“金字塔型”法律规制结构。顶层基础法律提供价值指引，中间层行政法规设定监管框架，底层部门规章细化实施标准。这种立法模式既保持了法律稳定性，又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虽然现有规范体系存在纵向衔接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但这符合现实立法渐进式发展规律。为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掌握主动权，我国应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特色在人工智能立法中的彰显。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社会本位理念，注重技术发展中的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在数据治理、算法监管等方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同时，深入研究国际前沿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技术发展现状，通过理论创新推动立法优化，以完善的国内立法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坚实支撑，塑造符合我国利益与人类共同价值的人工智能国际法治秩序。

　　（高宇石单位：北京理工大学，刘斌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