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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飙 刘光星
随着DeepSeek的广泛关注和具身智能的快速发展，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就与未来前景备受瞩目。然而，人工智能作为“双刃剑”，在推动产业升级、提升治理效能、改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偏见、深度伪造等一系列新型风险。“法者，治之端也。”如何通过法治方式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在这一进程中，需重点把握并平衡好三对关系：创新与监管、硬法与软法、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以此为切入点，可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法治化的实践路径。
处理好促进创新与强化监管的关系。人工智能属于典型的“破坏性创新”，其发展沿着技术产业化和产业技术化两条路径推进，均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对现有制度体系构成挑战。这种挑战具有显著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它直接作用于传统技术模式下的社会发展范式，通过引入创新元素和先进理念，对其进行正向的重构和优化，不仅带来技术层面的更新换代，更深入到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从而推动社会整体向更高层次发展；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会对现有的规则和伦理产生反向的破坏性影响。例如，它可能会颠覆长期以来形成的良性制度，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价值观的扭曲，从而引发一系列不可预见的负面后果。
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既需要鼓励创新，也需要强化法律监管。尽管创新追求的是突破和变革，法律监管强调的是规范和控制，但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在监管的引导和规范下，创新能够更加稳健地推进，避免盲目和无序；在创新的推动下，监管体系也能不断优化和完善，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平衡二者关系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度”：法律监管的“度”在于坚守底线，防止陷入“治乱循环”的困境；促进创新的“度”则在于坚持向上向善，提供适度的试错弹性空间，催生技术、产业与制度领域的革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立法、执法与司法活动，也应在此“度”的框架下有序展开。
处理好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关系。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工智能法治化的两个关键维度：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
硬法通常是指由国家制定、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具有“命令—服从”特征；软法则指不具备国家强制力但具有规范效力的准则，如发展规划、技术规范、应用规则、伦理准则等。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硬法层面已初步构建起涵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多层级体系，涉及网络安全、信息保护、算法规制等多个方面。然而，硬法存在滞后性与不完全性等局限，难以完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广泛渗透性。相比之下，软法的形式更灵活、回应性更显著，更适合在人工智能发展初期进行监管探索。
可见，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并非对立关系，而应随着人工智能发展阶段的变化动态调整。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阶段，制定专门人工智能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可侧重发挥软法的功用，围绕技术伦理、开源模型、应用场景等相关领域制定行业规范和管理规则，并在软法治理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为硬法之治奠定基础。当人工智能步入稳定发展阶段时，则应转向以硬法为主、软法为辅的治理模式，通过出台专门的人工智能法，明确人工智能开发及其应用领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借助软法形式填补硬法在技术伦理等领域的规则空白。
处理好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关系。人工智能具有显著的跨国性特征，其法治化不仅要求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提升治理水平，也需在涉外法治层面积极作为，推动国内国际法律体系的对接与融合，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目前，欧盟、美国、巴西、日本、韩国等纷纷推进人工智能立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正在形成。我国人工智能法治化也在加快推进，《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相继出台，“合力式”治理模式初步显现，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自立自信，保持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两个结合”中积极回应人工智能的本土治理需求。
同时，人工智能法治化也需具备国际视野。在构建和完善人工智能法治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法律法规、标准和伦理规范，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确保我国的人工智能法治化进程与国际接轨，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法律挑战和伦理问题。目前，全球治理规则尚未统一，我们要牢牢抓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加强新时代人工智能法治理论研究，推动国际议程设置，增强立法的国际认可度，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为人工智能法治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此外，应鼓励国内人工智能企业“走出去”，以建设性态度深度参与开源模型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四川省司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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