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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铭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核心命题，指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循环，制造出“物质变换裂缝”。
以高耗能、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工业生产力建立在掠夺式占有自然的基础上，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单一物质化配置进一步激化了生态矛盾，这是工业文明发展不可持续的内在根源。
传统生产力理论仅将自然视作被动的劳动对象，未把自然纳入生产力系统的内生变量，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完成了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范畴的生态扩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创新。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并非政策表述的浅层概括，而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质态变革的必然结论。
机理阐释：依托数字科创赋能，重塑工业生态变换模式
数字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量与生态赋能放大器。它通过数字化测量、智能演算、精准管控的系统性运行机制，有效弥补传统工业生产模式的固有缺陷，修复工业文明中长期存在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是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技术支撑与现代化载体。
其一，数字化测量消解资源错配，实现生产要素的生态化精准配置。马克思批判传统工业依靠粗放式资源投入扩大再生产，生产流程缺乏精细化计量与动态管控，极易造成原材料、能源的系统性损耗浪费，形成无意义的生态资源消耗。制造业数字化管控体系可对钢铁、化工等高耗能高排放重点工序实施动态能效监管，通过数据智能调度优化生产流程、压缩无效生产环节，推动传统线性粗放生产模式向循环集约生产模式转型，内在地契合马克思提出的节约自然力、实现人与自然合理物质变换的生态内核。
其二，智能算法重构生产决策，弱化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通用人工智能、行业专用工业大模型可全面替代工业生产中重复性强、污染负荷高、能耗密集的传统工序，人形机器人可承接高温、高危、高污染的生产作业任务，从生产源头减少人类生产活动引发的生态扰动与环境破坏。从马克思劳动主体理论视角来看，人工智能作为“虚拟劳动力”，有效拓展了传统劳动者的生产边界，弥补了传统体力劳动高耗能、低效率的固有短板，推动价值创造从传统物质劳动主导转向科创脑力劳动主导，大幅降低工业生产对自然生态资源的索取强度。
其三，空间数字化突破地域生态约束，统筹区域工业减排协同。传统工业生产受地理空间与行政区域限制，产业布局碎片化、生态治理属地化问题突出，极易引发区域生态治理失衡、生态责任转嫁等问题，这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扩张带来的生态异化问题高度契合。数字生产力依托数字化虚拟空间，打破实体产业的地域分割与行政壁垒，实现跨区域产业产能、绿色能源、生态权益等要素的互联互通与统筹配置，构建全域协同的工业生态治理体系。
路径优化：立足产业多维转型，构筑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新质生产力赋能工业生态文明建设，可从传统产业存量革新、新兴产业增量培育、绿色制度体系配套三个核心维度落地推进。
第一，存量革新，推动传统工业数智化、绿色化改造，消解存量生态负担。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载能、高排放传统工业，既是工业生态矛盾的主要承载领域，也是绿色转型的核心存量主体。这类产业可依托工业互联网、智能管控、低碳新工艺等数字化绿色技术，开展全流程、全链条系统性技术改造，推广绿色生产、低碳园区、零碳制造的现代化生产范式，从生产源头、生产过程到产品终端全方位降低生态损耗。各地可依托优质中小科创企业，完善绿色产业扶持体系，引导传统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生产工艺，以数智化技术重构传统工业物质变换方式，践行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与绿色生产的生态思想，实现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生态化迭代。
第二，增量培育，布局数字类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生态友好新赛道。数字产业化催生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新能源、智能终端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形态。这类产业依托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发展，摆脱了传统重化工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桎梏，资源消耗强度低、对生态环境扰动小，是工业经济绿色增长的全新增量，充分印证了数字新兴产业天然内嵌绿色生产力属性。遵循“立实向虚、以数代实”的发展趋势，以数据要素价值替代传统物质资源消耗，从产业增量层面杜绝新增生态破坏，构建工业经济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第三，制度配套，构建适配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与生俱来的绿色生态属性，必然要求与之配套适配的现代化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革新适配生产力质的跃升。一方面，深化要素分配市场化改革，重构新型要素分配机制，健全数据要素、生态环境要素市场化定价与价值分配制度，完善生态权益交易市场体系，实现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推进生产组织模式变革，打破传统工业单一固化的生产组织形态，推广网络化、平台化、协同化的新型制造模式，发展共享制造、循环生产等新型业态，有效规避重复生产、资源闲置等问题。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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