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栗亚杰
中国工业文化遗产是中国工业文明的重要见证,涵盖了自近代以来的工厂建筑、生产设备、工业产品、工艺流程和技术标准等物质文化遗产。此外,还包括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精神传统以及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这些遗产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艰苦创业与创新成就,也凝聚了自力更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自立自强、追求卓越的工业精神。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工业文化遗产的故事,并有效传递工匠精神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
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电影工业基地,其不仅见证了中国电影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崛起的历史进程,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工业文化的独特魅力。借助数字化技术,西安电影制片厂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实现了创新转型。通过数字修复技术,西安电影制片厂对大量珍贵历史影片进行了高清修复与保存,并通过虚拟博物馆、数字展览及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手段,在国内各大平台广泛传播其独特的工业文化资源。同时,西安电影制片厂还推出了“西影电影园区”和“西影TIME”等微信公众号,探索新的文化内容生产与传播模式,赋予沉睡的工业文化遗产全新的生命力。
在对外传播方面,西安电影制片厂逐步加强国际传播渠道的拓展,官方网站和宣传资料已经开始提供英译版本,向海外观众展示其历史发展脉络和转型成果。然而,在翻译与传播实践中,突出中国工业文化遗产的独特性以及其所承载的工匠精神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尽管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基础设施保护、产业链建设和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现有的对外传播内容仍显不足。许多官方报道集中在硬件保护和产业发展方面,较少涉及中国工业精神和工匠精神的生动呈现,尤其缺乏具有人物色彩的历史故事,这导致传播内容难以激发外国受众的情感共鸣。
首先,现有的对外传播材料未能充分展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历程及老一辈电影工匠的艰苦创业故事,缺乏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的叙事元素,没有通过具体人物的故事和情感叙述,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中国工业精神得以具象化和国际化,从而影响了外国受众的情感共鸣。其次,在源文本先天不足的情况下,现有的英译版本多选择直译的翻译策略,侧重于表层信息的传递,忽视了中西方受众在工业文化背景、历史认知与价值观差异上的障碍,这使得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工业文化遗产在国际传播中未能有效突破文化理解的壁垒。最后,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西安电影制片厂及中国工业文化遗产的系统性宣传依然不足,尤其是在YouTube、Instagram、TikTok等海外主流平台上,相关内容数量有限,表现形式单一,缺乏能与国际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内容形式,如短视频、微纪录片和人物专访等。因此,未来中国工业文化遗产的对外传播应更加注重讲述具体的中国工匠故事,结合文化差异与情感传递,在翻译中精准表达中国工业文化的内涵。具体来说,应在国内外多个平台,特别是YouTube、Instagram、TikTok等海外主流社交平台上发布具有启发性和趣味性的工业文化遗产故事,通过具体人物的描写、关键历史事件的重现和情感叙述,生动呈现中国工业精神和工匠精神,使这些故事更加具象化、生活化,从而引发全球观众的共鸣。例如,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代表性人物吴天明导演,早期与许多电影工作者共同奋斗,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执着与创新精神深刻体现了中国工匠精神文化。吴天明在拍摄《老井》《人生》《红高粱》时,注重情感的细腻表达,追求电影艺术的极致,通过人物内心戏展现生活的艰难与不屈,尤其在拍摄《老井》时,他在极端环境下拍摄,精准把控细节,传递出深刻的情感和人物命运的思考。
其次,在大学英语教学和翻译课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对中西工业文化差异的理解,增强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帮助其在翻译中打破文化壁垒。例如,译者应具备全球化视野,在叙述时主动将中国工业文化遗产置于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框架中,通过与英国铁桥峡谷、美国洛厄尔纺织厂等世界著名工业文化遗产的对比,更准确地定位中国工业文化遗产的特色与优势。同时,应采用目的语受众更易理解和接受的类比方式,提升传播效果。
再者,建议通过构建英汉对比语料库,系统提取工业各领域统一规范的术语对照表,并引入目的语母语译者参与译后审校。此举不仅有助于精准传达源语内容,还能有效契合目的语受众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期待,提升文本的传播力与接受度。
最后,应鼓励各类社交平台积极参与工业文化遗产的传播,鼓励公众亲身体验并用文字、影像和故事的形式记录和分享,将个人体验转化为丰富多样的文化叙事资源,推动中国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播”。
在数字化时代,中国工业文化遗产不应只是静态保存的对象,更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的生动媒介。通过内容创新、翻译优化和传播渠道拓展的有机结合,可以提升中国工业文化遗产的全球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一个历经奋斗、日益自信和开放的中国。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